快看到了格雷，他步履矯健地沿著長長的走廊走過來。我陪他穿過接待室，沿著走廊走過去，在女僱員們伸長脖子好奇地打量下來到會議室，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們已經在會議室的長桌邊就座了。

我們進來時，與會官員都站了起來，我將格雷領到桌子的首席。我簡單地說了一句：“先生們，這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新任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官員們鼓掌歡迎，然後紛紛落座，等著聽新老闆發言。

格雷是位優秀的演說者。他預見到與會者並不友善的情緒，因而都挑些安撫人心的話來講。他讚揚聯邦調查局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執法機構”，並褒揚了聯邦調查局官員為此做出的貢獻。對於失去一位偉大的領導者，他表達了自己的同情與理解，並且說如果我們對一個局外人的到來感到不安的話，他不會感到意外。他說自己會進行一些改革，並且會根據他本人的想法來管理聯邦調查局。但他很認真地說：“我希望將聯邦調查局當成一種制度來維持。”

散會時，我聽到的都是對我們新老闆一片讚譽之聲。我的感情是複雜的。讓一位局外人來接管讓我感到忿忿不平，而與此同時，我對格雷的感召力與真摯有了深刻印象。我決定竭盡所能，幫助他成為一名成功的局長。我的最終目的是要保護聯邦調查局，多年來我一直是這麼想的，我覺得透過幫助新任領導能夠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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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7）

然而，我從來不曾失卻對胡佛的無比敬仰之情。他無所畏懼地為著自己的理想而拼搏，他像鬥牛犬一般堅韌強硬。我為聯邦調查局感到驕傲，是胡佛將它打造成世界上最傑出的執法機構。恐怕再不會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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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遺產（1）

約翰·埃德加·胡佛是個複雜的人。對媒體而言，無論是在20世紀30年代把他塑造成掃蕩流氓團伙的偉大執法者來宣傳，還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當作暴戾的衝鋒隊員來詆譭，都是沒能看到他的另一面。而他比那些諷刺畫所寓意的要有節操得多。例如他對民權所承擔的責任，就貫穿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珍珠港事件之後，羅斯福總統命令將忠於故國的日本裔美國人強制送進集中營。在聯邦政府內部，唯一設法阻止這種不公正做法的高層官員就是約翰·埃德加·胡佛。三十年後，胡佛斷然禁止聯邦調查局從事“黑包工作”，並大幅減少竊聽和電子監視的次數，即使對事關國家安全的案件也是如此，這讓他自己與尼克松政府的關係陷入了困境。

胡佛是成功的領導者，沉著自信而且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他沒有政治野心，曾一再抵制將聯邦調查局的許可權擴充套件到它能力之外的種種企圖。他對政治遊戲心知肚明，在與總統、司法部長及國會周旋時遊刃有餘，而他的目標從未偏離這樣一個目標，既為聯邦調查局，也為作為其建立者和領導者的自己去爭取更大的獨立性。他愜意於手中的權力，滿足於別人的諂媚奉承，並享受著與自己地位相應的額外待遇。他是除總統之外唯一擁有防彈轎車的官員，這讓他頗為自豪和得意。在20世紀30年代，因親自領導搜捕暴徒的行動，胡佛受到無數死亡威脅，因而得以享受這種特別保護。

在後來的那些歲月裡，隨著針對他的政治攻擊加劇並且越來越尖銳與不公，胡佛備嘗孤獨與寂寞，同時也為他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正在遭受破壞而憂心忡忡。其公關意識常常背棄於他，迫使他進行了猛烈回擊，這在過去是不曾有過的。然而，在日常工作中，他仍然和以前一樣顯得有條不紊。他從來沒有放鬆對自己或者對聯邦調查局的要求。

我可以證實我所知道的約翰·埃德加·胡佛的一些情況。在感到不順心或惱火時，他的反應可能會很激烈，甚至會採取報復性行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其愛憫之心使得他在自己的聯邦調查局世界裡有必要與下屬保持距離。他在面對面的接觸中很容易被說服，於是堅持大多數官方聯絡要以書信往來的方式進行，因為對他來講，要想堅持已見，採用這種方式就容易得多了。這無疑是他將自己的私人空間與工作生活隔離開來的一個原因。

胡佛對聯邦調查局僱員呵護備至。比如，當原內華達州州長格蘭特·索亞對聯邦調查局的一次行動提出批評時，為了澄清事實，胡佛做出了強烈反應。索亞隨後聲稱，他並不是有意攻擊聯邦調查局或胡佛本人。他說自己的言論只是針對當地聯邦調查局辦事處。胡佛迅速回應道：“讓我重申我再三宣告的立場，只要我是這個聯邦調查局的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