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處理。我們有一個專門的檔案室，進入該檔案室要受到嚴格限制，裡面的案子絕大多數屬於外國情報類。但是，你看，所有其他檔案都儲存在檔案區，因為每個聯邦調查局僱員都允許接觸最高機密，所以必須進行一些區別對待，儲存在局長辦公室裡的可能就屬於區別對待的檔案。”

格雷搖了搖頭，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他顯然疑竇未消。

“格雷先生，我們為什麼不到胡佛辦公室去看看那些檔案呢？”

格雷笑了，說道：“好的，我們走吧。”

我陪同格雷走向他的新辦公室，一路上言談甚歡。我們走到時，我將他介紹給接待員，然後領著他直接來到甘迪小姐的辦公室，裡面是胡佛五十三歲的私人秘書和與她共用一個辦公室的梅特卡夫夫人，我便向她倆做了介紹。格雷對這兩位女性顯得殷勤而和藹。

我說明來意，說格雷想了解所謂的胡佛檔案，然後再看看他的新辦公室。甘迪小姐微笑著說道：“好的，它們就在那兒，”同時指著佔滿這間小辦公室兩堵牆的十個五屜式檔案櫃。“這些東西大多數都是胡佛先生的私人信件，有些是他初任局長時候的。”她正準備將所有這類材料挑出來。托爾森指示甘迪小姐將所有的胡佛私人信件整理打包，再送到胡佛家中。因為托爾森已準備退休，他就指示甘迪小姐將官方和機密檔案送給我保管，並由我做最終處理。

格雷隨便向一個敞開的檔案抽屜看了看，卻沒有繼續翻看裡面的檔案。對於甘迪小姐和我的解釋，沒有跡象表明他還不完全滿意。

我從裡間的私人辦公室開始，繼續領著格雷完整地參觀局長的辦公場所。“格雷先生，”我說道，“這裡的辦公用具在胡佛先生開始任局長時就用上了，幾乎有五十年。你可以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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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6）

“不，”他回道，“還是繼續用的好。”

我們隨後走過那間寬大的會議室。格雷指示將房間盡頭的那張桌子搬走，那是胡佛擺好姿勢與到訪者，或者在僱員工作週年紀念日與其合影的地方。

走過局長辦公區，我們再次從甘迪小姐的辦公室旁邊經過，格雷走到門口時問道：“甘迪小姐，你要多長時間才能將胡佛先生的東西清理完讓我能搬進來？我不想讓你太倉促。”

“我想一星期足夠了，”她應道，“我會盡力而為的，我不想耽擱你更多時間，讓你進不了新辦公室。”格雷頓了一會兒，然後說道：“你確信一星期夠用麼？我打算十二日星期五或十五日星期一搬進來。”

她回道：“足夠了，我會隨時與費爾特先生聯絡，讓他知道我的進展。”

甘迪小姐花了一星期時間完成了打包處理。她給胡佛家運去了三十四包私人信件，然後送了十二包官方和機密檔案給我。我把它們放進密碼櫃中。甘迪小姐在國會政府工作委員會證實，在托爾森的指示下，她已把胡佛的所有私人檔案——財產檔案除外——都銷燬了。對於與財產有關的這部分檔案，她已轉交給胡佛指定的遺囑執行人托爾森。

我隨便看了看甘迪小姐給我送來的材料，都是一些平白無奇的東西。有些檔案與林登·B．約翰遜總統和約翰·F．肯尼迪總統有關，兩人都只是與規定白宮與聯邦調查局之間如何聯絡的行政程式有所牽連。在我看來，所有這些材料都可以立刻當做普通檔案歸檔，但在格雷親自看到之前，我決心要毫髮無損地儲存好，因為僅僅在數天之前，他已經提到了“秘密檔案”的問題。我想讓他如實瞭解檔案內容到底是些什麼。

我等著格雷來檢視這些檔案，這樣等了三個月之後，我給國內情報處監察員科尼利厄斯·沙利文打了電話，讓他準備一份完整的索引和目錄。他花了一週時間來完成這項工作，任務結束時，他就有了與我相同的看法，認為那些檔案已經過時，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我將一份詳細清單的副本交給了格雷，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過，我一直沒得到任何迴音。現在回想一下，我不敢肯定格雷是否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即約翰·埃德加·胡佛並沒有大量的塞滿各種敏感材料的私人檔案，可以用來要挾總統、司法部長和其他政府官員。至少他不再與我糾纏此事了，我就權當他相信了我。

略略看了看他的新辦公室和裡面的一些檔案之後，格雷讓我召集一次行政會議碰頭會。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表，時間是三點半。“四點鐘怎樣？”我問道。

“四點可以。”

四點差三分，我已在接待室門外候著。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