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舒克林的炮臺是不可能的。而別茲季德科的迫擊炮“能穿過煙囪擊中敵人”。戰士們都打趣地這樣說。

我忘不掉炮兵狙擊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羅託季亞科諾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與他進行過交談。他是亞庫梯人，身材魁梧、健壯。他們班只剩下他一個人了，在我塹壕與敵塹壕之間，即在馬馬耶夫崗北坡的一個凹地，他一個人操縱著一門45毫米加農炮堅持戰鬥。他偽裝得非常巧妙，敵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著火或者被打壞時才發現這門炮。有一次，他終於被發現了，敵人根據炮聲測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彈向他飛來。炮上的光學瞄準器被炮彈碎片打壞了，而大炮卻安然無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無事。

我與普羅託季亞科諾夫再次見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馬馬耶夫崗。當然，他同我一樣，在這30年中都變化很大。但我們還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認出來了。他使我回憶起了1942年我們在掩蔽部的那次談話：

“你問我，我的炮在什麼地方。我對你說：”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著機會，等到德軍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時，我才射擊，坦克也就著火了。‘你對我說：“好樣的！想喝點茶嗎？’我說：”喜歡喝濃茶。‘你遞給我一杯，我嚐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蘭地。我說：“謝謝你’！”

城市裡的戰鬥是一種特殊的戰鬥。這種戰鬥不僅取決於力量強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隨機應變、比出其不意。城市裡的建築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進攻中的敵人的戰鬥隊形截斷，使敵軍只能沿著街道向前推進。因為，我們牢牢地堅守在一些特別堅固的建築物裡，並在這些建築物裡組織人數不多的守兵。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圍的情況下，也能組織起環形防禦。特別是我們把堅固的建築物作為支撐點。城市的保衛者利用這些支撐點發揮機關槍和衝鋒槍的威力，擊斃無數侵略者，使敵人寸步難行。

在反突擊中，我們不動用大部隊或者很多分隊去進攻。

9月底，在所有的團裡都組織了強擊改——人數不多，攻擊力很強，作戰勇猛而又像蛇一樣靈活。　被法西斯佔領的目標都立即遭到各強擊隊的襲擊，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經受得住炮火、炸藥、繼而是手榴彈和刺刀的突擊。雙方激烈地爭奪每一座樓房。而在樓房裡，則爭奪每一個地下室、每間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無人影了，廣場也空了。

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員學會了在敵人航空兵火力準備和炮火準備的時候儘量接近敵陣地，從而儲存自己不受傷亡。德國飛行員和炮手都怕傷著自己人，不願意冒險攻擊我戰鬥隊形。因而，我們經常採用近戰的戰術。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歡近戰，確切地說是不熟悉近戰。他們的神經受不了。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面地注視身穿紅軍戰士軍服的軍人。我們可以在很遠的地方看見敵前沿哨所計程車兵，尤其是在夜間，因為他們總是每隔5—10分鐘就用衝鋒槍打幾個點射，為自己壯膽。我們的戰士因此可以輕而易舉發現他們，爬到他們跟前，用一顆子彈或一把刺刀就把他們幹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們學會了這樣一種打坦克的辦法，即讓德國坦克從頭頂上過去，把它置於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槍手的射擊之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城市的保衛者必須用火力切斷敵步兵與坦克之間的聯絡，從而破壞敵人有組織的戰鬥隊形。然後分別攻擊笨重步兵和已闖過去的敵坦克。坦克離開了步兵是很難單獨作戰的，而敵步兵沒有坦克的加強更是寸步難行。

夜晚是我們的天下，而夜戰更是我軍的拿手好戲。侵略者不善於夜戰，我們卻學會了在夜晚本著以牙還牙的法則對敵人採取行動。　白天，法西斯的飛機在我戰鬥隊形上空耀武揚威，使我們抬不起頭來。可到了晚上，我們就不怕它們了。　白天，我們更多是進行防禦，擊退敵人的攻擊。而敵人沒有飛機、坦克的掩護很少發起攻擊。

我們用各種辦法消滅侵略者。　比如，我們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視窗和射擊孔監視我們，他們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裡休息。為了把他們從掩蔽部叫到視窗和射擊孔，我們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語的《烏拉》，並炸響幾顆手榴彈，搞得像進攻的樣子。敵人往往驚恐地奔向視窗或碉堡的射擊孔準備反擊。可我們的炮手和機槍手早已對準這些地方了，這時我們開火，往往能使敵人遭到很大損失。

“卡秋莎”火箭炮對敵人在新的進攻之前所集結的大批步兵和坦克進行齊射，效果極佳。我永遠不會忘記葉羅欣上校指揮的“卡秋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