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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得出結論，與法西斯侵略者作鬥爭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變換各種辦法與敵人展開近戰。我們應該儘量靠近敵人，使敵人的航空兵無法轟炸我們的前沿陣地或戰壕。要使每個德國兵都覺得，他正處在俄國武器的瞄準之下，隨時都可以請他飽嘗一顆致命的鉛彈。

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運時產生的。我覺得，恰恰是在這城市爭奪戰中，才可以迫使敵人接受近戰，並打掉敵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軍。

1942年9月11日，方面軍軍事委員會要召見我。這個軍事委員會是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東南方面軍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我告別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謝爾久克、拉斯金內和其他同志，乘車從別克托夫卡前往方面軍司令部，它設在伏爾加河左岸的亞梅。

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離開戰場，沒有看到自己的後方了。

通往後方的道路繁忙擁擠。小路上擠滿了後撤的部隊和難民，法西斯飛機對這些向東疏散的和平居民進行野蠻的襲擊。渡口上擁擠不堪。在伏爾加河各條支流執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載。

在伏爾加河岸邊，聚集著許多滿載傷員的馬車和汽車。看到這種情景，我心如刀絞，但我去愛莫能助。人們看到我佩帶著將軍軍銜，都圍攏上來詢問：

“城裡情況怎麼樣？”“我們會放棄斯大林格勒嗎？”“什麼時候停止撤退？”。

我當時不知道統帥部和方面軍首長的計劃，但我始終堅信，我們將全力保衛斯大林格勒。

“我們不會放棄斯大林格勒！”我對傷員們說：“不可能放棄！我們已經無處可退了！”

但是，當人們問我，什麼時候來船把他們運走時，我卻無言以對。

傷員們躺在露天裡。身上的繃帶沾滿了血汙和塵土，看上去象染過顏色的樹皮。飲食沒有保障。醫護人員累得東倒西歪。

在一個渡口旁，有一所野戰醫院。我走進手術室，那裡正為一個背部被迫擊炮彈片炸傷的戰士做手術。外科醫生和護士們的臉色比他們的工作服還要白。他們勞累過度，睡眠不足，都已疲　憊不堪。傷員在呻吟，手術檯旁的盆裡放著血紅的紗布。醫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繼續工作。他剛做完一個手術，又要做下一個，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幾個了。

另一個頭部負傷的戰士被抬上了手術檯。他斷斷續續地低聲說著什麼。從傷口上取下繃帶時，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沒有喊出聲來。其他幾張手術檯上的情況也是一樣。我感到頭暈，感到有點噁心。這裡也是前線呀。

夜裡，我們渡過了伏爾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車可以不開大燈。我們沿蜿蜒的道路行駛，有幾次幾乎是沿河邊走。有時德軍炮彈飛過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轟擊從東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沒有經過戰陣的人會以為，在這火光沖天的城市裡，已經沒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毀滅了。但我知道，在河對岸的戰鬥仍在繼續，這是一場氣壯山河的戰鬥。

我們一行4個人：我、我的副官I·A·克利莫夫、司機卡尤姆·卡利穆林和傳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們午夜時趕到亞梅村，更確切些說，我找到了不久前亞梅村所處的位置。德軍用遠端炮火和空中轟炸摧毀了這個村子，殘破的房屋被我軍拆去構築掩蔽部或當柴燒了。當然，我在這裡沒有找到方面軍司令部，甚至連一個知道方面軍司令部現在何處的人都沒找到。

記不清我們坐著車在這村子周圍繞了多久。大約午夜2時，我們找到了第64集團軍後勤部長亞歷山德羅夫將軍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軍司令部。

方面軍司令軍設在地下掩蔽部裡，上面用灌木叢做了巧妙的偽裝。值班將軍告訴我，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和參謀長剛剛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來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議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說。毫無辦法，我只得去找亞歷山德羅夫借宿。

戰鬥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安安穩穩地睡了個覺。戰場距這裡8—9公里，與敵人隔著一條伏爾加河，所以我不用擔心夜裡會發生意外。

9月12日10時整，我來到了方面軍司令部，並立即受到司令員廖緬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