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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關鋒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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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風波始末

《陳伯達傳》幕後秘事

採訪陳伯達的曲折過程

姚文元獲釋與“法新社事件”

後記

最熟是北京（1）

一晃，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經四十多個年頭。我常說，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儘管我並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稱我“上海作家葉永烈”。

如此說來，對於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卻搖頭。

莫非最熟的是故鄉——溫州？

其實，我在高中畢業之後，便離開了溫州。此後，雖說隔幾年也回一趟溫州，卻總是來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鄉留給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時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溫州，寫了篇溫州散記，那題目就是《不識故鄉路》——因為溫州這幾年已經大大地改變了，除了市中心舊城區之外，我“不識故鄉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裡？

我說：“最熟是北京。”

這倒並不因為當年我在北京大學上了六年學。其實，做學生時，我忙於學業，再說窮學生也沒有多少錢“消費”，難得從郊外的學校到市區——那時叫“進城”。一個學期進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時我並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說“最熟是北京”，是因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說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數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數還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膩了。在北京，早上辦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別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沒有去過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鮮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總是“粘”著北京，內中的緣由便因為北京是首都：

全國性的會議，大都在北京開；

出差辦事，上這個“部”，那個“委”，這個“辦”，那個“會”，都得去北京；

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我的採訪圈，大體上在北京。說來也怪，雖然人家稱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卻大都是北京題材。北京作家們笑我“侵入”他們的“領地”。

作為上海作家陣營中的一員，我常常被文友們稱為“上海的‘北京作家’”。這裡面，倒也有幾分道理：除了我的採訪物件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這“幾分道理”背後，有著這樣的理所當然的原因：一是我所從事的是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紀實文學創作，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採訪物件理所當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報審，在北京出版，報審手續要比上海便捷，我的書理所當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實，我也深感“遠征”北京，比寫“近水樓臺”的上海題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卻非得一趟趟去北京採訪不可。

為什麼我要“遠征”北京呢？我曾說，這是因為中國的“百老匯”在北京。當然，我所說的北京的“百老匯”，並非美國紐約“百老匯”（BROADWAY）那樣的大街。我所關注的是中國現代史、當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於北京是首都，那些飽經風霜的“歷史老人”、“風雲人物”匯聚在北京，成了中國的“百老匯”。我奔走於這樣的白髮世界，進行一系列採訪。在我看來，北京的“百老匯”，是我的創作之源。

我去過紐約。那裡的百老匯大街又寬又長，相當於北京的長安街，寬達四十來米，長達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匯”，卻“匯”在幾處。記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個高幹大院採訪，那裡是北京的“百老匯”之一。被採訪者問我，你是第一次上這兒？我說來過好多回，隨口答出這裡七八戶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處“百老匯”——木樨地的一幢高幹大樓，被採訪者得知我曾來這裡多次進行採訪，建議我索性對每一家都進行採訪——如果把這座樓裡每家的命運都寫出來，那就寫出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縮影！

大抵是我反反覆覆去北京，北京某部門一度要調我到北京工作。我覺得這可以考慮。可是，對方只調我一人進北京。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條件。於是，調北京工作只得作罷。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最熟是北京（2）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處都不相同。這回住東城，下回也許住西城。上次住北郊，這次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