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事能記清發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隨口而談，不用查閱資料。近年來白內障日重，視力差，看書時要摘去眼鏡，鼻尖幾乎挨著書本，但他每日讀書、寫作不已。床頭櫃上，放著他正在閱讀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蘇聯黨內反對派》一書，那是美國羅伯特·艾森·丹尼爾斯寫的。床頭，攤著幾本新到的雜誌——《黨史通訊》、《化石》、《科學畫報》，還有《文匯報》，他說他自費訂閱了許多報刊。書櫃裡，整齊地放著馬、恩、列、斯以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選集。此外，還有《三中全會以來》、《蘇共野史》、《布哈林選集》、《陳獨秀年譜》、《新文學史料》、《卡德爾回憶錄》、《權力學》、《龔自珍集》等。

由於視力差，伏案勞神，他採取了與眾不同的寫作方式：把稿紙夾在一塊木板上，拿在手中寫作。這幾年，他寫下幾十萬字的回憶文章，其中有陳獨秀、瞿秋白、茅盾、尹寬等。手頭正在寫作回憶童年的文章，床頭放著已寫好的一疊厚厚的手稿，字跡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協委員（1988年離任），每月有工資，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兩間，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錯的了。本來他獨自鰥居，考慮到他年邁體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孫女鄭小芳（後來改名鄭曉方）的戶口從福建遷入上海。那時，小芳一邊照料他，一邊在上海某大學唸完中文系。後來，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編輯。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書的責任編輯。

他每天夜裡一二點睡，上午八點多起床。天氣晴朗的話，他吃過中飯就外出散步。市政協開會，他一般都出席，藉機會見老朋友。平日在家，就是兩件事——看書、寫作。

他的客人不多。近年來，來訪者慢慢多起來，大都是各地的黨史研究者。他閱歷豐富，早年與中共領袖人物有過許多交往，所以是難得的“活黨史”。

他談鋒甚健，一口氣跟我談四個小時也無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較重，談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時，往往要請他寫在我的筆記本上。他確是“一個南腔北調人”。我請他回憶他漫長而跌宕多變的人生道路，他頗為感慨。除了長談外，他還把一些回憶文章借我參閱，使我對他的身世逐漸瞭解……

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個中國青年陸續來到法國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舉行秘密會議——“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

二十一歲的鄭超麟，當時在法國蒙達爾勤工儉學。蒙達爾離巴黎不算太遠，坐火車三小時便可到達。蒙達爾有許多中國學生。鄭超麟和李維漢、尹寬作為蒙達爾的代表，來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裡，鄭超麟結識了一個穿黃色軍大衣的人——周恩來。主持會議的是趙世炎。

出席會議的還有王若飛、陳延年等。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闖入托派禁區（5）

他們每人拿了一把鐵摺椅，在林中空地上圍坐成一圈。會議十分熱烈。鄭超麟還記得，當時周恩來主張用“少年共產團”為名，不同意“少年共產黨”，因為“一國不能有兩個共產黨”。但是許多人認為“少年共產黨”有“少年”兩字，即表明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周恩來提出入黨要舉行宣誓儀式，許多人不知宣誓是什麼意思，也引起熱烈的討論。

後來，討論黨章、黨綱時，“我曾發言說黨章和黨綱沒有分別，何必分成兩項來討論呢？這話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沒有常識。以後我自己也明白黨章和黨綱是兩回事，我確實沒有常識。我在會上聽別人發言，確實感到對於革命方面的知識，別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應該好好學習”。

鄭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達法國的。在赴法的輪船上，一位中國同學在看《新青年》雜誌，他借來看後，對革命產生興趣。到了法國以後，他讀了法文版《共產黨宣言》以及《人道報》、《光明》雜誌，漸漸懂得了馬克思主義。這樣，他出席了“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那時，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

他，1901年4月15日（即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於福建省漳平縣城農村，鄭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親手裡家運已衰落。父親是秀才，母親也知書識字。兄弟四人，他為長兄。1914年小學畢業。1919年舊制中學畢業。正遇陳炯明（當時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來福建招考留法學生，每縣兩名，半官費（即每年費用六百大洋，官方給三百）。他考取了。先到廣州學法語。幾個月後，從香港坐船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