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不清”三個字，表明了鄭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說，弄得不好，我會被懷疑跟託派有什麼“說不清”的關係！

我第一次聽說託派，是在我上中學的時候。溫州是託派相當活躍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為託派嫌疑而被拘捕。經過“學習”、審查，他終於獲得自由。他到我家來，反覆向我父親講述審查結論：“確非託派！確非託派！”從此，在我年幼的心靈中，知道託派是很可怕的名聲。

然而，我卻又是一個沒有太多顧忌、沒有“勢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訪的人，不論他是否受監控，即便是在獄中，我也會坦然前往。

我遵囑向監管鄭超麟的有關部門提出採訪鄭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獲得同意。

這樣，我來到他鮮為人知的住所，與他作了第一次長談。鄭超麟一聽到我的名字，就說知道知道。他當時顯得很驚訝，我怎麼會去採訪他這樣身份特殊的人。

記得，他當即在我的採訪本上，題寫一首詩送我：

深巷家居鮮客塵，

閒吟詞句學蘇辛。

老來敢作孤芳賞，

一個南腔北調人。

確實，當時鄭超麟“深巷家居鮮客塵”，幾乎與世隔絕。

鄭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於他是中國的託派領袖人物。過去，託派在中國幾乎等同於“反革命”。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對託派退避三舍。

當時，我雖然對鄭超麟進行了錄音採訪，但是還不能為他專門發表報道。我在1985年初發表的關於上海監獄的上萬字的報告文學中，用了一千多字寫了鄭超麟。這篇報告文學發表之後，香港報紙立即敏銳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國託派領袖鄭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標題，　轉載了那一千多字。

此後，我又多次訪問了他。我為他寫了報告文學《一個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賞這個題目，認為很能反映他的特點——特殊。這篇報告文學卻命運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誰都不敢發。後來，我在出一本我的報告文學集時，“塞”了進去。可是，在審稿時，別的稿子因為都已在雜誌上發表過，用的是剪報，唯有這篇是手稿（那時我還沒有用電腦寫作）。這樣，這篇手稿引起特別注意，仔仔細細地審看，被刪去了！

接著，在出版我的另一本報告文學集時，我又“塞”了進去。責任編輯倒很“識貨”，以為此文“挖掘”了一個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書預告的內容提要中標了出來。然而，也正因為這樣，此文又引起注意，還是被出版社領導刪去。我幾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領導“頂撞”起來，仍是不行！內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託派一直沒有一個說法，誰敢發表關於託派領袖的報道？！

終於，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黃春秋》雜誌向我約稿，我當時正忙於長篇，沒有萬把字的文章可供雜誌發表。我忽地想起壓在抽屜裡的那篇《一個特殊的人物》，便對他們說：“我手頭倒是有一篇現成的稿子，只是你們恐怕不敢發！”經我這麼一說，他們倒是非要看看這篇文章不可。

《炎黃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雜誌。他們不僅在1992年第一期發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標題改得非常鮮明：《鄭超麟和中國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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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入托派禁區（4）

這樣，終於把鄭超麟先生從“冷凍室”中推到了廣大讀者面前……

此後，我仍採訪他。在1996年8月8日，我還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訪問他。那時，他已經九十五歲，居然還每天自己走下樓梯去取報紙、信件！他跟我們談起鄧小平時，記憶很清楚。他送書給我，能夠親筆在書上題字……

鄭超麟，當時健在的資歷最深的中國託派，曾擔任中國託派的中央委員兼託派中央宣傳部長。託派是“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簡稱。過去，我只聞託派其名，不知其詳。長時期以來，鄭超麟先生一直在雲裡霧中，不為人知。自從採訪了鄭超麟先生之後，我開始對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經歷有所瞭解，對託派也有所瞭解。

他住在上海偏遠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樓房裡。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訪他時，叩門之後，開門者便是他。那時，我已身著春裝了，他卻穿著厚厚的淺棕色滑雪衫，頭戴一頂藏青呢無簷帽，腳穿一雙蚌殼式棉鞋，彎著腰，行動顯得有點遲鈍。

他患冠心病，雙膝患關節炎。雖然看上去老態龍鍾，然而，他思路敏捷，記憶力甚強，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