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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由於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27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陳獨秀派”。

闖入托派禁區（7）

鄭超麟敘述了從陳獨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過程：“從‘八七會議’起，中國共產黨內已經形成‘陳獨秀派’了。我們有形地和無形地同‘八七會議’後的中央和‘六大’後的中央作鬥爭，但所爭的都是一些瑣碎的問題。我感覺到雙方分歧不是這些瑣碎問題，但我說不出系統的意見。我們鬥爭，但說不出究竟為什麼而鬥爭。後來，看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以後，經過短時期的思考和討論，我們恍然大悟了：原來我們陳獨秀派是同蘇聯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國際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我們陳獨秀派，經過一段時間自己思考和互相辯難之後，就毫不保留地接受託洛茨基的主張了——不僅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主張，而且對於世界革命問題的主張，包含蘇聯問題在內。陳獨秀本人最後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保留的。”

就在此時——1929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敏銳地覺察到託派在中國的活動，在決議中指出託派“近已侵入中###內”，“黨必須堅決地予以制裁”。

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和組織部長周恩來，一起到陳獨秀家進行規勸。8月18日，共產國際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規勸陳獨秀。陳獨秀運用自己過去的影響，於9月下旬組織小派別反對中共中央。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報告。

由於陳獨秀堅持託派立場，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9年11月15日透過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鄭超麟說：“我未曾被開除，還在支部會議上抗議開除陳獨秀，以後我也被開除了。聽說開除我的決議發表在《紅旗》報上，但我未見。”

陳獨秀在被開除黨籍後的一個月——12月15日和劉仁靜、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鄭超麟也是簽名者之一。從此，他與中國共產黨徹底決裂，完全站到陳獨秀的陣營之中，成為中國託派的一員干將。

鄭超麟這麼回憶：“1927年下半年以後逐漸離開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1929年後即完全轉入托洛茨基主義立場……”

我本以為，託派就是託派罷了。透過鄭超麟的敘述，方知中國託派內部有著錯綜複雜的派系之爭。

原來，在中國託派之中，存在過“正統派”與“非正統派”之紛爭。所謂“正統派”，以史唐為首。史唐在蘇聯留學期間，就跟蘇聯託派取得直接聯絡，並在1927年十月革命節參加了蘇聯託派的反斯大林遊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國，於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國第一個託派小組，出版機關報《我們的話》，稱“我們的話派”。他們因為與蘇聯託派有著直接的聯絡，所以自視“正統”。

陳獨秀派從中共中分裂出來，曾要求加入“我們的話派”。但“正統派”以為陳獨秀乃“老機會主義”，只不過是“投機”來了，故加以拒絕。於是，陳獨秀派不能成“正統”，便自成一派，出版機關報《無產者》，稱“無產者派”。鄭超麟屬於這一派。他說：“《無產者》報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寫的，印刷、校對是我擔任的。”

在“正統派”中，劉仁靜是一大頭目。他在1929年從莫斯科回中國時，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會見托洛茨基。回國後，帶來托洛茨基起草的關於中國託派的綱領。劉仁靜不同意“我們的話派”拒“陳獨秀派”於託派門外的做法，於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機關報《十月》，稱“十月派”。

此外，還有一託派組織，出版機關報《戰鬥》，稱“戰鬥派”。

這四個託派組織，到了1931年，成員大致如下：“我們的話派”一百二十人；“陳獨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戰鬥派”三十人。四派總共三百多人。

“陳獨秀派”被逐出共產黨，到了託派中卻又被視為“非正統”！可是他們又反過來瞧不起“正統派”，以為“那些從莫斯科新回國的學生沒有革命經驗，我們才有革命經驗”。論資歷，那些“正統”的青年託派當然無法跟陳獨秀相比。

闖入托派禁區（8）

托洛茨基來信了。據鄭超麟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