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國人的命運前所未有地聯絡在一起，推進了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但是，將這種認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並使其得到鞏固的，則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先進的中國人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改造中國、統一中國的理論和實踐。以“華夷之辨”和“夷夏大防”為代表的傳統民族觀念在多民族的中國自古有之，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思想則是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西方傳入的。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挽救中國的危亡要靠民族主義。因為民族觀念，“根於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中國乃真亡也”。世紀之交和稍後由中國人創辦的中外報刊大量介紹和宣傳了西方民族主義的作品，形成了一種蓬勃的民族主義思潮。　。　想看書來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3）

西方民族主義為中國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種思想啟迪，這就是拯救中國要以“民族”的意識、形式和精神，而這種“民族”只能是依傍於國家，包括中國各民族在內的統一的中華民族。但這種認識的形成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

孫中山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想是1894年11月他為興中會所擬章程中的表述：“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這是“振興中華”口號的最早提出，而且這裡的“中華”與“外國”對應，明確是指中國和中國人。但是，此後他又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使“中華”與漢族、“韃虜”與滿族等同起來。

維新派反對革命，主張走改良之路，在*上則提出“滿漢一體”、“滿漢同族”。康有為在其《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中開宗明義：“奏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以定國是而一人心，強中國。”並建議將中國國號改稱“中華”。值得注意的是，本摺為康有為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國是而一人心、強中國”，和將國號改為“中華”與孫中山稍前所提的“振興中華”目標及後來的“*”的國號是一致的。同時，他提請光緒帝留意歐美的“民族之治，凡語言政俗，同為國民，務合一之”，明顯也是以將全體國民塑為同一民族為宗旨的民族主義思想傾向。一般而言，民族認同的直觀表現是對統一族稱的認可，中華民族認同也如此。康有為在對清廷的上書中已隱含了這一意思：應“刪除滿漢名字籍貫，而正定國名，即永名中華國，上自國書、官書莫不從同，自滿、漢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國，並當同為中華人，不得殊異，其滿人並賜漢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則團合大群以強中國，莫善於此”。這裡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國”，“同為中華人”，明顯是與後來的中華民族概念相結合的。

梁啟超是西方民族主義概念的最早傳入者和闡發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說”，意在培育國民的*意識、人文素養、進取精神，從內在精神上強國興邦、振興民族。同時他反對“排滿復仇”，提出“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的主張。這一思想也為國家層次上中華民族概念的產生做了鋪墊。

“中華民族”一詞於20世紀初年較多地出現於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論中，只是這時還更多的是“漢族”的同義詞。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專制體制，建立了“*”，實現了維新派和革命派以“中華”為國號的共同理想，也為“中華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義的擴充套件開拓了政治空間。隨著推翻清朝統治革命任務的完成和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民國建立之初的孫中山馬上提出了“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國民，合一爐以冶之，成為一大民族”的主張，同時將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為新政權的國旗。於是，建立在國家統一基礎之上容納中國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觀念正式出現。然而在其晚年，孫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的“國族”理論。他極力推崇美國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議“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這就將“中華民族”演繹為以漢族為核心的，需要對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設中的“國族”。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4）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繼承了孫中山民族主義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後來提出了所謂中國各民族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論，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嚴厲批評。

將“中華民族”拖出同化論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它也經歷了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其“二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