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穩定。始自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綿延兩千多年而不衰，並非取決於統治者的個人喜好，而是因為它最適合古代中國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穩定。儒家學說中的“三綱五常”既是一套政治規範，又是一種道德倫理，正是維護以皇權為中心的專制統治和社會穩定所需要的。此外，“大一統”觀念，宗法意識等也對專制統治和社會穩定起到了強化作用。它們都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得以產生和維護的強大精神因素。

（三）中原較高文明的吸附和農業經濟與畜牧經濟的互補構建了各民族之間的依存關係

中國自古多民族，而多民族的國度卻能在數千年的歷史中聚而不散，重要原因在於其特殊的民族結構。漢族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達，對周邊民族有著一種持續的吸附力，而周邊民族也由此不斷向中原地區輻集，主動學習漢文化並努力與其同化。歷史上，不論是漢族主宰中央政權，還是少數民族統治“天下”，少數民族的“內附”和漢化都從未中斷。以金戈鐵馬打入中原，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上的統治，但卻在文化上倚重漢人，倡行“漢制”，並極力以“中國”正統自居，這在中國少數民族歷史上屢見不鮮。當然，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一體”性關係更有著經濟基礎的牢固支撐。農業和畜牧業兩種經濟方式的互補性決定了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相互依存性。“茶馬互市”是農牧兩種民族進行產品交換的正常形式，而“寇抄”、“侵掠”則是在正常交換中斷之後，畜牧民族對農產品所需的非常性表達。所以，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相互離不開的民族關係有著經濟因素的強烈制約。。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2）

中華民族自古既有的凝聚力有其特有的經濟基礎、政治體制、民族關係和意識形態的支撐，是中國社會幾千年“超強社會聚合機制”的必然反映。然而，這種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只屬於古代中國，隨著近代歷史大門的開啟和現代化的推進，這一切都被徹底改變了：（1）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引發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趨於解體。其後，中國經濟先蹣跚而行，後突飛猛進，歷100多年的發展，至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城市化和工業化早已使封閉的自然經濟沒有了立足之地。（2）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終結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帝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人民*政治的體制和觀念已將專制政治逐出歷史舞臺。（3）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動搖了“孔家店”在中國的思想統治，不論是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流入，還是*主義的傳播，都對傳統儒學意識形態帶來了致命性衝擊。（4）中國“天朝上國”的地位隨近代國勢的衰微和人們眼界的開闊早已被動搖，農業文明產生的政治吸附力也因新的生產力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而逐步終結。中國務民族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雖然依然存在，但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

民族凝聚基礎的改變當然會導致凝聚力狀況的改變，20世紀初孫中山多次慨嘆，“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箇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然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盡管一度渙散，但並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尤其20世紀中期以後，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這在危及民族尊嚴和生存狀態的重大事件發生時每每表現出來。這深刻說明，100多年來，中華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礎，或者說，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實現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研究這種更新和重構是認識中華民族凝聚力現狀的根本著眼點。

關於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種表述。我理解，所謂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內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現為民族認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認同和社會主導意識認同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效應；而民族內部的聚合力則表現為社會不同區域性或群體之間的團結統一及其效應。據此，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問題，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上述幾種認同的確立、國家統一、社會和諧及經濟基礎的重建問題。

中華民族自覺認同的確立和鞏固

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就國家層面的民族而言，社會成員的民族認同是與國家認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認同的發生是從族別上確認“我”與“非我”的過程。促使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發生的“非我”參照物是將中國置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外國列強。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國土淪喪、主權丟棄的“亡國滅種”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