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識廣，經驗豐富，應當受到尊重優待。

還有，近來相關官員喜歡吹毛求疵，以小事罪人。當官的拿公使錢買點酒食送人，不過好客之道，什麼大事？可愣是要以貪贓枉法論處。聖主講究忠厚愷悌，這麼幹，實在有傷聖道，也不符合人情，應當制止。

而對於罪犯，他可就沒那麼客氣了。讓他深惡痛絕的，是朝廷一再赦免罪犯。赦免罪犯害多利少，從來就不是善政。古代雖然也有赦罪一說，但赦的都是真正無罪被冤屈的好人，怙惡不悛的人從來有多少殺多少，哪裡有不問有罪無罪，一概赦而不問的？例子嘛，多的是。譬如，東漢大司馬吳漢臨死，光武帝劉秀問他遺言，他什麼也不說，只說了一句話：“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東漢名儒王符也說：“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讚諸葛亮賢德，也只說他“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但赦免要少，即使有，也要嚴謹周密，不能讓罪犯預先心存希冀。要不，就不啻是鼓勵犯罪了。照他這麼幹，一旦不幸當了犯人，要想出頭之日，可就難了！

大宋遺事　第四十四回（4）

要麼空洞無物，要麼瑣屑細小，怎麼著都不會傷筋動骨。說的聽的既都無傷大雅，也就皆大歡喜了。

韓琦誇獎說：“君實，忠厚道學之士，談的都是堂堂正論。就是小事，也都無不往禮義仁孝上接引，最有益於治道。”

富弼也一樣誇他：“不錯，君實從來不說辦不到的事情，靠這個邀名求賞。做諫官，可不就該這樣嗎？”

歐陽修自己是風風火火過來的，為著鋒芒太露，吃過許多虧；上了年紀之後，世情也看得透，看得淡了。一方面知道人的行為，往往為才情稟性所限；另一方面，也很理解人的無奈、妥協及顧左右而言它的忙碌。自己雖不贊成，不提倡，但到底寬容了，再不會去口誅筆伐，橫加指責，不過一笑了之。那心裡，自然依舊明鏡似的，知道這樣決不能挽救頹風，掃除積弊，只是不說罷了。

君實雖然做京官的時候多，但也在地方上待過，國事民情，不是一無所知；且專攻歷史，通曉典籍；又好殫心竭智，玩命地琢磨問題。由此，他當然不會始終隔山撞鐘，有時也真能咂摸些問題出來。只是這種機會不多，而且也沒有太大的準頭，有時更難免張冠李戴，開錯藥方。說他完全渾渾噩噩，好像只會說舊話、廢話，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實。

且看他封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後上的《謹習疏》，說的現象樣樣都有，但那藥卻幾乎完全抓錯了。

他剛升官時，感激涕零，思緒也陡然活躍起來，奏摺一瀉如水，大論天下大勢。他拈出故實，旁徵博引，得出一個結論：從來治亂的關鍵，只在一個“禮”字，循禮而上下分明，綱紀嚴正，就天下大治；否則，必陷於亂。太祖鑑於歷史的教訓，重文約武，收盡兵權，又設轉運使管束州縣官僚，重禮節，嚴上下，朝廷才能一直長治久安。現在呢，皇上常常拱默無言，事無大小，全都委託臣下；邊疆因戰事而設的經略安撫使，管著幾十個州軍，權力大得連唐朝的節度使也沒法兒比，仗不打了也不撤；出京管州、軍的將相大臣，因為地位高過轉運使，常常根本不買他們的賬；還有，朝廷只圖因循省事，往往姑息養奸。凡此，都是違禮而導致的綱紀不振，上下不分，正好與太祖的所作所為背道而馳。長久以往，必將大權旁落，要想不亂，難了！不能說他說的不是事實。可大宋的弊病之一，恰恰在過於專權，而不是相反。想來，怕是因為過於感激皇上，替他著急過了頭，以致杞人憂天，反倒將不足誇大為危險了。既非對症下藥，不過隨口而言，說得雖邪乎，也就沒有什麼人去計較了。要是真有人對號入座，怕就免不了一場麻煩了！

他上的《論財利疏》，也大體是這樣：有一些真知灼見，但君臣顛倒，總藥方還是開錯了。

在他眼裡，古代君王都藏富於民；實在不行，才藏富於倉廩府庫。朝廷不足可以取之於民，百姓不足可以求之於朝廷，上下相保，所以平安無事。如今呢，老百姓窮困潦倒，朝廷又倉廩空虛，如果再不引起注意，將來國家就會因為財力枯竭而不可收拾了。

國家正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此前已經有許多人看出、並指出來了。儘管如此，能重申這一點，也還是眼力。其餘，就頗成問題了。

首先，古代是不是都藏富於民？上下相取有沒有那麼方便？這都值得疑問。認真說來，怕也就是他一廂情願的抽象理想罷了。而就現實而言，藏之於民，主要不過是藏之於兼併之家。兼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