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也就一正百正了。這就是說，只要自己一心向佛，天下也就無不向佛，要成為無上極樂的佛國了。既然如此，一切出世、應世之舉當然都是多餘的，只要閉門修養，就一了百了了。一旦關上門，他就不打算再開，而且也不在乎旁人說些什麼。別人越說，他越覺著沒有必要以小廉曲謹來討好這些俗人，越覺著超凡脫俗，越不屑一顧，門也就因此關得越緊了。這不是走火入魔嗎？可他始終樂此不疲，有什麼辦法呢？安石的苦口婆心，頂多不過起了一年的作用而已。

既是這樣，深父要與你論起道理來，自然會膠著不放。

聖人本來就講究孝友，將朋友之道列為五倫之一。孟子說帝堯教人以“人倫”，所謂“人倫”，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記》將五倫當做萬古不變的天下通則，是所謂“五達道”，說什麼“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如此，深父當然篤信無疑。而且，在他看來，朋友之道，比其他四者，更加難能可貴。為什麼呢？他有他的分析。父子兄弟是天生的，怎麼著也割不斷。夫婦呢，是人情使然，也離不開。至於君臣，合於人心，宥於理勢，想廢也沒辦法廢。只有朋友，不問血親，不問地域，普天下的人都既可以相交，也可以不相交，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不受任何約束；而且，朋友之道與榮辱善惡、金錢利害等沒有任何牽連，好則交，不好則散，所以，也最沒有功利。既不受約束，又超脫於利害之外，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它當然也就最難維繫了。最難維繫的東西，也最容易破壞，自然也最值得珍視了。

不能說他講的沒有道理。

他既這麼重視朋友之道，當然不會不身體力行。安石原認他是個知己，且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對於安石，如何能不抓住不放，甚至要格外苛求呢？

江東的是是非非一傳到深父耳朵裡，他就一刻也坐不住了。安石貴為一路提點刑獄長官，應當施行仁政，凡事以仁義為旨歸，怎麼能大行申不害、韓非的刑名之學，濫施刑罰，弄得天怨人怒呢！他怎麼連“刑不上大夫”的千古遺訓也忘了？《禮記？曲禮》之所以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五刑的三千條條例沒有一條針對士大夫們，那能是鬧著玩的嗎？那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他們留一點體面、留一點尊嚴，好君臨小民。要是他們也受到刑獄之苦，將來還怎麼替皇上統治子民？沒有這些牧民者，天下就會大亂，皇上還怎麼坐龍廷？豈有此理！最多申斥一下也就得了，哪能正式動用刑獄！我與安石一向以聖人之學互相砥礪，三益、三損的教導滾瓜爛熟，不知道則已，既知道，不說直話，裝聾作啞，討好諂媚，還能算個人嗎？安石對我，也從來直言不諱呵！這麼想著，當時就磨墨鋪紙，給安石寫了封長信，批評他不該放棄聖人之道，妄行刑名之學，全不為朝廷存些體面。

安石交人很慎重，從不輕易交往。可一旦交了朋友，就特別看重了。深父又是他一向敬重的人，對他的意見當然特別在乎。接到來信，他一連幾天心裡都沉甸甸的。可自己究竟錯在哪兒呢？

除了當時的思緒又重新活躍起來，他也紛紛擾擾想到許多別的。

一路數千裡，上上下下蠅營狗苟，因循瀆職，要說處理，再嚴厲的處罰都不為過！可法不責眾呵！而且，官風不正，也是由來已久，有許多客觀原因，並不能完全歸罪於官員。自己選擇的是罰輕不罰重，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甚至連蒼蠅也只是轟而不打而已。一路之中，只將張揚貶官，其餘才四個人罰銅，哪裡能算重、算多呢？當時就聽到人罵，正好兩個極端：姑息的說是吹毛求疵，好尋人家小錯；發恨的人又說是抓小放大，不是除惡，倒是替他們撓癢癢，實際是縱容貪官汙吏。你說這理到哪兒講去！照私心認為，自己倒是贊成後一種意見。可這做官，方方面面都要考慮到，哪能只圖痛快呢！要說刑不上大夫，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時候，連不得已而殺人也是符合禮節的，更不要說什麼刑不上大夫了。《禮記？檀弓》記載，工尹商陽與陳棄疾去追趕吳國軍隊，一連射殺了三個人，不這樣不足以完成王命呵！孔子知道這件事，說：“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這不是公開承認殺人也中禮嗎？自己處理這幾個人也是萬不得已，正與它情同理同。要說這樣沸沸揚揚，與大道的興廢毫無關係，這倒是無可辯駁的。可不說這個，只說不該這麼做，就很讓人有些無所適從了。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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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三十八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