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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六十二回（1）

山陵終任豈可連任

中丞一擊何堪再擊

權力無限膨脹，是專制社會的最大優勢，也是專制社會的最大弊病，最大噩夢。大概也就因為這個，專制社會誕生不久，就有一種明白人開始考慮權力的制衡問題了。其結果，是早在先秦時候，就有了諫官與御史制度：諫官規勸君上，御史督察百官。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制度也日臻健全、完善。可想靠它來制衡權力，卻始終不過異想天開而已。不為別的，解鈴還得繫鈴人。體制的弊病，只能靠徹底改變體制來解決。諫官與御史，不過是依附於現存體制的自我監督，仍然是一種自我迴圈，靠它怎麼能徹底根治體制本身的不幸呢？一座大廈根基不正，從建立那天就埋下了隱患。根治隱患不從根基著手，只在門窗廳樑上下工夫，再折騰，也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玩笑，不過是用另一場更光怪陸離的夢境來代替眼前的美夢而已。

規勸也好，督察也好，先得人家買你的賬。要是他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買你的賬，說什麼不都是白搭嗎？而這種時候，總是很多的。否則，也不成其為權力膨脹呵？既是膨脹，就會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幾句空話，解得什麼事情？這還在其次。主要問題，是君權與臣權的對立、矛盾：好比水裡按葫蘆，按下這頭會翹了那頭，根本沒法兒平衡折中不說，反而會生出無數新的糾紛、衝突。諫官與御史由皇上挑選，他們會效忠皇上而攻訐大臣，叫大臣手足無措；由大臣自己遴選，他們又會附庸權臣，叫皇權旁落，出現君輕臣重的可怕局面。歷來君臣鬥法，向君向臣，都沒有一定之規，不過因人因勢不同而各有千秋。但萬變不離其宗，總脫不過“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格局。

有人說唐代是君主放權，叫丞相遴選臺諫官員，他們只對丞相負責，專門挑皇上的刺。據說這樣做的好處，是有臺諫官員做丞相的代言人，君臣之間就有了偌大一塊緩衝地盤，不至於丞相與皇上直接開仗，雙方都沒有迴旋餘地，只能魚死網破。怎麼說呢？臺諫官員挑了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三說不中，丞相就辭職不幹，讓皇上另請高明瞭。假如沒有臺諫官員做代理，丞相就得親自出面與皇上理論。要一言不合呢？只能自動滾蛋。可皇上畢竟要依靠丞相治理國家。這樣一來，下面的戲還怎麼唱？就是說，沒有臺諫官員做丞相的代理人，皇朝政治簡直就沒法兒運作了。可這也只是一面之詞。而且，中晚唐大臣專權，生生弄垮了一個王朝，這是後來誰提都怕的。

大宋最忌諱的是臣權過重，最賞識的是臣僚互鬥。臣僚一斗，不但無暇覬覦皇權，因為各圖自保，還要多多仰仗皇權，皇上正好兩頭得利。到仁宗，儘管寬厚，還是毫不客氣地將任免臺諫官員的權柄完全收歸己有了。他明確宣佈：今後，丞相不得自己進用臺諫官員，只能由專管臺諫言官的御史中丞或知雜御史保薦人選，最後由朕欽定。他那話也說得特直白：“叫丞相自己選用臺諫官員，他有過錯，誰敢說他？”權是奪過來了，可中樞大臣與臺諫官員的火併，也就從此永無消停了。他是常常獎勵臺諫官員的。慶曆初年，他不就大大褒獎過歐陽修他們四個諫官嗎？可他一來魄力不夠，二來這樣按葫蘆也確實有玩不轉的時候，怎麼辦呢？只好胡亂折中：攻人與被攻的各打二十大板，一起貶出去了事。在他治下，之所以頻繁更換大臣與臺諫官員，大抵就與此相關。

明白了這個傳統，就不難理解此後的種種施為與變化了。那麼，神宗的了悟與任命樂道主管臺諫事務，大抵也該是對這個傳統的認同與復歸了？

樂道在仁宗、英宗二朝已經任官多年，對大宋的這一傳統當然不會一無所知；身為神宗極端信任的股肱近臣，他要以皇權為第一生命，想神宗所之想，急神宗之所急，也無須多說。正是因為有這兩個前提，他一接任開始考慮御史臺的人員組建，就將眼光盯向那幾個因濮議而被貶出的舊人。

皇上考慮濮議，不只是要糾正是非，更想擴大團結範圍吧？這對於新接位的皇上，是比什麼都重要的。

因濮議貶出的舊人迴歸臺諫，也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不管怎麼樣，對於中樞大臣，可以保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