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邈英逸，故俊才雲蒸。

鍾嶸《詩品·序》也說：

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在數以百計的彬彬文士中，三曹、孔融、王粲等人尤為突出。建安文學以有風骨著稱，風骨指風格和骨氣，換言之，即著重真性情的流露，而不崇尚辭藻的雕飾。然而開建安風骨的先河者，當推經學大師鄭玄。茲依次敘說於下。

（一）鄭玄的散文

經學大師鄭玄（127至200年），雖不以文章著名，但其散文是頗具特色的。今錄《後漢書》卷35《鄭玄傳》載鄭玄《戒子益恩書》的前一部分：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客，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鹹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之緯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闢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諮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謄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以上《戒子書》寫於建安元年（196年），鄭玄以簡短扼要的自我敘述，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和志趣交代得清清楚楚。在漢末政治昏敗、社會動亂的時代，一位對學術鑽研不息的正派學者，既作出了出類拔萃的成績，也受到舉國上下的共同尊重。他既不希冀高位，也不掩飾自己未免於俗的好名心理；他所諄諄囑咐與寄希望於兒子的也只是君子之道和有榮於先人的聲譽。充分體現了大學者的風度與本色。從文章的內容到文字都樸實無華、純正自然，無人為雕塑跡象，而氣勢強勁，起伏轉合，若見其人，百讀不厭。從文章語氣看，與曹操《自明本志令》頗相近似，氣勢不減於操，而渾厚坦素，抑又過之，實開建安風骨之先河矣。

（二）曹操的詩文

曹操一生，不僅備歷政治風險，且戎馬倥傯，但他從幼“能明古學”，“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說明他不僅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帥，也是一位才學並茂的文學家。

曹操的詩歌現存二十餘首，都是樂府歌辭。他以樂府舊題描述當時的政治現實和社會動亂。其五言詩，如《薤露行》，敘述“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因之逐漸陵夷，招致“賊臣（指董卓）持國柄”，至於國祚淪喪，暗示他的得國，並非取自漢室，乃得之於逐鹿群雄。

又如《蒿里行》，敘述各軍閥不齊心協力討伐董卓，而自相吞噬，袁術甚至在淮南僣號稱帝。由於戰亂頻仍，招致百姓大量死亡。此詩乃一首有價值的史詩。但我們也不能由此就認為曹操真正關心人民，如同我們在前面所敘述的，操本人也有大量屠殺無辜人民的暴行，我們對他的文學作品，也只是就文藝角度，作些評論，並非認為操真能言行一致。

曹操的《短歌行》表述了他思才愛士的迫切心情，宣示他將繼續招攬英俊，以完成統一大業。

曹操在《龜雖壽》詩中所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顯示了他老當益壯的豪邁進取胸懷，至今猶起著令人們激勵和自我策勉的積極作用。

《觀滄海》所寫“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裡”。這詩描述了廣闊無際的滄海景色，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海上寫景詩。

曹操的詩，造句質樸簡約，但“氣韻沉雄”，猶如“幽、燕老將”。不假華詞雕琢，而格調自然高邁。故《詩品》卷下《魏武帝》言：“曹公古直，頗有悲涼之句”。

曹操尤長於為文，其書、表、教、令等雖多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