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魏略》中還有《清介》、《純固》、《勇俠》、《知足》、《遊說》、《佞幸》等傳。清代學者錢大昕謂《魏略》“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高似孫稱《魏略》“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

《隋書》卷33《經籍志二》：“《典略》（可能為“魏略”之誤）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舊唐書》卷46《經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新唐書》卷58《藝文志二》：“魚豢《魏略》五十卷”。

由於以上三志記載各異，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典略》與《魏略》是一書，有的則認為是二書，不管怎樣，二書皆為魚豢所撰，而且皆為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用，是沒有爭論的。由於本書引用《魏略》中的記載已不少，故在這裡不再多述。

一、玄學的興起

東漢初期，封建統治者提倡名教，獎勵氣節，故東漢士風之高漲，勝過其他朝代。降至東漢中後期，政治每況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於同戚宦鬥爭計程車人多罹禍殃。桓、靈之世，宦官肆虐，兩次興起黨錮之禍，其被殺戮禁錮者，“皆天下善士”，故義烈之士範滂慷慨陳詞：“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對東漢王朝的統治產生厭倦情緒，所謂“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其後黃巾等農民起義連續發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後，東漢王朝開始分裂，各軍閥互相攻戰，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腦塗地者，所在多有。三國鼎立局面形成以後，又有曹氏代漢以至司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側身其間，因懼被捲入政爭而遭橫禍，乃求助於老、莊清靜無為、卑弱自持的理論，此為玄風所以興起的原因之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士人以鑽研經書為主要仕進之途。但統治者所賴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經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誕無稽，今文經學者之讖緯迷信說教為有識之士所不齒。二為經師傳授各有家法，抱殘守缺，黨同伐異，不僅妨礙學術的自由探討，而且陷入無休止的黨派糾紛之中，因之士人多“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三為經師訓詁章句之學過於煩贅，“學者釋經，而務碎義逃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於是崇尚事功之士讀經便不求甚解；遊談之士則轉而探索老莊，此為玄風興起的原因之二。

漢魏之際，戰亂頻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財產受到了重大損失，但他們有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崇高的社會聲望。各軍閥為了壯大自己，對他們不能不拉攏重用。特別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頒行以後，上層士人多了一層世代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窮經”的折磨了。在經濟和生活享受上，上層士人過著優厚和逍遙自適的生活。為了掩蓋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虛的心靈，便打起老莊的旗號，裝作恬淡無競和超世絕俗的模樣，以顯示其清高。這是玄風興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談是三國時士人所以興起玄風的主要因素。但容許他們有談玄說虛的客觀條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間，清談玄風尚隱而未盛。到正始時，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權，而輔政大臣曹爽和司馬懿又互相爭奪，都不願開罪士人，因此，玄風得以煽起，而君主無為、大臣攬權的理論也得到了抬頭。

玄是虛無深遠的意思。顏之推在其所撰《顏氏家訓·勉學第八》稱《周易》、《老子》、《莊子》為《三玄》。玄學的表現形式是口談玄理、註釋玄書和行為放誕。倡導者多系達官貴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謂玄學始於魏正始年間（240至249年），實則，試觀秦漢以來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靜自守計程車人君子，固無時不有。拿東漢一代來說，從東漢初期的馮衍、傅毅、淳于恭，到漢魏之間的馬融、仲長統、蔡邕、孔融、焦和、孔伷、習禎、鄭泉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莊達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統治者來說，曹丕在為帝前，與諸文士交遊，曾先後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後，“常羨漢文之為君，寬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時，飲酒不節，對客傅粉、跳舞、擊劍，讀俳優小說數千言。《三國志集解》的作者盧弼認為曹丕、曹植所以放誕若此，系“孟德家風所致”。實則，曹操本人也是夠放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