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蜀漢的沉重打擊，以致到潰不成軍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這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擴兵買馬，必然又會傾巢出動。這也是孟獲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盤蛇谷全殲三萬藤甲兵後，武裝力量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他才算真正認了輸。

這就是說，諸葛亮僅僅依賴精神力量去征服對手，而不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是不會取得完全徹底的勝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過程。唯有在對手的戰鬥力基本喪失，已無可還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發揮。所以，歸根結底，決定因素，還是在於雙方實力的消長。

如果諸葛亮認識到這一點，早在一擒再擒時，就把不肯認輸的孟獲降服了。在文學上也是這個道理，拿出一部像樣的，說得過去的作品，要比在大會小會，報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萬句，更有說服力。孟獲所以不認輸，就因為他手中有可恃的實力，不信，諸葛亮不燒藤甲兵的話，他會孬嗎？

中國人有句俗話，“事不過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諸葛亮以至於七擒，這種“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擺脫不了中國人性格中，那種對於強者的怯懦，和對於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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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難辭蜀亡咎（1）

一個極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主持蜀政，南征北戰，多有失誤，所以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偉人也難例外。

但是，要是能夠保持頭腦冷靜，思想清醒的話，那麼可以將錯誤的危害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摻雜進感情因素，明知其可為而不為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勢必帶來很壞的後果。

諸葛亮作為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典型，我們對其人格的偉大，所產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從其堅持錯誤的北伐政策，而導致蜀國過早地敗亡，來剖析他的得失，則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陳詞，因為大家反對北伐。主要是國力不強，人心思定，連年征戰，不勝負擔，當務之急，應該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而諸葛亮卻不顧這種普遍的牴觸情緒，堅持他的北定中原，開疆闢土，恢復漢室，繼承大統的方針。

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個相對平靜，可以養精蓄銳的時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賊之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這種感情上的義務，使他罔顧客觀是否可能，貿然行動，很大程度是在維護個人的威信和尊嚴，是不足為訓的。第三，他還錯誤地認為如果繼續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現突將無前，精銳不存的空虛狀態。因此主張趁這些有作戰經驗的將領仍在時，早打，大打。這種思路和他沒有說出來的，對於他個人的過於自信，和對後來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聯絡的。其實戰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個別人的有無去留，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剛剛結束的一次失敗戰爭以後，連他自己都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況下，又發動一次不量力的進攻，前景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觀止》裡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為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斗也勸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當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