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到的是，他在我們列印的合同當中發現了兩段話，使得我們前面的努力功虧一簣。

這兩段話的內容是說，合同只有在博爾村的兩位造船匠簽字之後才能蓋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規定，如果沒有醫療證明，本合同就無效。我們到哪裡去找一張醫療證明呢？博爾村沒有醫生。人事部部長從勞動部叫了一位代表來研究我們的合同，他對著合同看了半天也無計可施。他們兩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著合同上的白紙黑字，向我解釋說他們也無能為力。他們的意思我很明白：沒有醫療證明，勞動合同就不能生效；不離開博爾村，就無法得到醫療證明；沒有勞動合同，離境就屬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條。我累得筋疲力盡，狠狠地關上房門，把風扇開到最大檔。明天就是週日了。我氣惱地坐在床邊，乾脆寫起日記來：“無可救『藥』的笨蛋！但這樣糟糕的體制並不是查德人的錯，他們友好、聰明、淳樸。非洲文化並非如此，正是我們西方人教會了他們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先把他們兩人接來再說。我關掉了電風扇，伴著遠處總統府的軍號入睡了。週日到了。我去見了那位開飛機的傳教士。他有的是汽油。週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飛機，飛過『政府』辦公樓的屋頂，穿過熱帶草原、沙漠和浮島。我們在博爾村外著陸，激起一片浪花。我們帶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頁的合同，還有一個空皮箱。檔案上只有我們自己的簽名，我們心裡直打鼓。行政長官和蘇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給唬住了，他們把奧瑪和穆薩從圍觀的人群中叫了出來。

就在當天晚上，兩位心驚膽戰的布杜馬人和我們一起坐上了小飛機。飛機掠過茅草屋頂，再次從湖面上起飛。湖岸上黑壓壓的全是他們的親屬和朋友。蘇丹和行政長官站在前面，注視著這兩位同胞，他們即將成為勇敢的冒險家。而飛機上的兩人則像禿鷲一樣盯著下方這塊生養他們的土地。他們面無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為奴隸標誌的燙傷印。他們曾經忍受烙鐵灼燒的痛苦而毫無怨言。他們倆這次可是要出遠門，但除了身上破舊的衣服和自制的涼鞋以外，什麼也沒帶。我們本來預備給他們裝行李的箱子仍然空著。他們都是一無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見到重獲自由的阿布杜拉，他們三人高興地擁抱在一起。我在市場上給奧瑪添置了一身行頭，從頭到腳都是淺藍『色』的，而穆薩則一身黃『色』。穿著嶄新的袍子，他們同我們一起去了警察局，無比興奮地注視著他們新護照上的照片。

“你們叫什麼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問道。

“奧瑪？姆布魯。”

“穆薩？布魯米。”

“多大年紀？”警察又問道。

沒人說話。

“奧瑪是什麼時候生的？”

“他比穆薩大四歲。”

“1927年，1928年，還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奧瑪膽怯地說。

於是，警察寫道：“生於1929年。”

“穆薩呢？”

“1929。”穆薩迅速回答道。

“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歲。”警察說道。

“是的，但我們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薩回答道。

於是警察也為穆薩寫上了“生於1929”。

護照上還得簽字。奧瑪很遺憾地說他只能用阿拉伯文簽字。他拿起筆，坐了下來，在紙的上方幽雅地畫了幾道弧，於是把筆交還給警察，讓他代為簽名。穆薩也讓警察代簽。但是，要有勞動合同才能把護照辦好，於是我們又去了天主教醫院為他們辦醫療證明。修女讓穆薩把衣服脫到腰部，而穆薩卻天真無邪地把長袍一直拉到肚臍上。在給奧瑪做x光的時候，熒光屏上卻見不到他的身軀，修女於是滿腹疑『惑』地把燈開啟，卻發現他爬到了x光機的頂部，腦袋和雙腳下垂地掛在上面。這一幕真讓人忍俊不禁。蘇丹要求有天花接種證明書，於是又給兩人注『射』了疫苗，但證明書暫時拿不到，因為醫院的表格用完了。於是我們和阿布杜拉又去了一趟列印社，但列印社非得在醫院還清他們的舊賬之後才願意列印新的表格。在蘇丹航空公司，職員從抽屜裡發現了三張舊的天花表格，就在填寫表格的時候，一名法國醫生進來了。他拿著奧瑪的x光照片，上面顯示出奧瑪的肝上長了一大塊東西。結實的奧瑪其實病得不輕，絕對不能再長途跋涉。但如果沒有這位兄弟同行，穆薩也不願意去，因為兄弟倆中只有奧瑪懂阿拉伯語。紙莎草計劃又要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