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可以做人情送給校外的同學。現在一收費，尤其對那些交不起學費的偷聽生，自然更是雪上加霜當時的北大學生中怪人挺多，有個叫馮省三的就跳出來帶頭鬧事他振臂一呼，先召集起一幫弟兄，見他漲紅著臉說：

“同學們！什麼是‘五四’運動後的叫‘北大精神’？那就是爭自由，反專制啊，現在學校當局已成了奴隸主，我們要堅決抵制校方的經濟壓迫！”

那是個秋陽高照的下午，蔣夢麟正好在會計室，耳邊突然傳來氣勢洶洶的抗議聲，推門一看，頓時大驚失色，天知道從哪兒冒出黑壓壓一片暴亂分子。一個個面目猙獰，逼著他這位總務長立即表態，他好言相慰也罷據理力爭也好，全不頂用。人群中又傳來一聲叫嚷聲：“找蔡校長去，他正在紅樓！”人流又蜂擁而去，蔣夢麟一看要出事，也驚慌地緊跟在後面。

蔡元培正好在文科教員休息室，與周氏兄弟和錢玄同閒聊。隨著《新青年》的解體，彼此間的聯絡少了精神紐帶，各人都忙起了自己的事，見面機會明顯少而變化最大的還是錢玄同，這位當年激昂的精神鬥士，曾一度揚言要取消中國文字，如今卻退隱書齋，重新皈依太炎先生的衣缽，潛心鑽研起文字學來。這錢玄同上課好生了得，常在黑板上寫一手唐人抄經體，有小學癖，喜賣弄古字，往往一個字會搖頭晃腦地扯上半天山海經。儘管對學生一律不閱卷，但因小學家名聲鵲起，應聘兼課的大紅帖子還是比別人多。忙得他整日夾著黑皮包，乘包車在京城學府間亂跑。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此公的那股瘋勁仍絲毫未變，一開口常嗆得旁人哭笑不得。魯迅最近就有所不悅，每次見面，總覺得對方在奚落自己。錢玄同十幾歲結婚，又生有三子，一開口動不動先炫耀那三位公子，最愛說錢三強如何聰明云云，搞得魯迅心裡便有點失落。最近又說大公子在鬧戀愛了，正好被魯迅抓住把柄狠狠諷刺了一通，說這也許是錢家的遺傳吧？還有，錢玄同只比他小六歲，卻老是咒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好死還說自己最怕累死在講臺上，所以才不閱卷。魯迅對此也很反感，嘲諷地問，如按你的觀點呆在家裡就不會死啦？可查查歷史，死在講臺上的竟比家裡少得多。

蔡元培還是比別人更關心周氏兄弟，見魯迅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便想起那枚佩戴在師生胸前由他親手設計的校徽，方正的臉上不禁露出一絲竊笑：

“豫才，你那篇《阿Q正傳》可是讓正人君子們好生不悅呵！作者巴人是誰？阿Q是誰？人們一見面就戰戰兢兢地猜疑，總覺得觸及了自己或熟人的隱私而變得頗不開心越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來是你的手筆哈哈哈！”

錢玄同也插科打諢地說：“前幾天就在這休息室裡，居然有人說文章是《晨報》主筆蒲伯英寫來諷刺胡適的。‘巴’是巴蜀，蒲伯英正好是四川人。而胡適有一個筆名叫‘QV’，阿Q正好使用了第一個字母。何況序的末尾還特地提到有‘歷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

魯迅苦笑著吸口煙，淡淡地說：“我總是不討好，也改不了這德性。”

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增設了一個“開心話”的專欄，每週一次。這樣，出語幽默的魯迅便成了首選的撰稿人。一事情往往取決於一種偶然的機會，一個被壓抑了幾千年的沉默的國民的靈魂，終於在他的心中活起來了

“面子”是中國精神的綱領。沒有自負的本錢而偏自負，在一個層層制馭的社會里，十足是奴性的自尊。《新青年》登過一首詩，居然說“美比你不過，我和你比醜”。以醜惡驕人，其實又何止乎國粹家如此！這是一種世代相傳的弱者的哲學。對！就寫一個弱者，弱者的集合體，寫他的精神勝利。阿桂出現土谷詞。牽碧與春米。賭與偷。食與色。假洋鬼子和革命。好個阿Q，除了光腦袋上的一根長辮子，簡直什麼也不剩所以革命反倒帶來了反革命的進一步猖獗。成了一種多餘的裝飾，一出鬧劇，一場誤會而已。

魯迅的耳邊又響起一位漂泊的盲詩人在八道灣裡的嘆息聲：

“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一樣的寂寞呀！”

那位愛羅先坷是烏克蘭人，是應胡愈之介紹來北大教世界語的。蔡元培考慮到他既懂英語，又懂世界語，還操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語，便委託給周氏兄弟照顧

蔡元培又饒有興趣地談起了“好人內閣”，尤其對老友湯爾和出任總長寄予厚望。還說只要讓王寵惠當三年總理，大張旗鼓地裁三年兵，中國就會和平進入真正的共和制。

而魯迅的耳邊又響起過激的盲詩人那悲憤的聲音：‘中國的傳統制度是過去的幽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