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他們兩人又領銜通電“恭請黎大總統復職”。黎元洪回到東廠衚衕後,吳佩孚繼續呼風喚雨,指使直係軍閥們發出了勸孫中山下野和歡迎西南軍閥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卻始終是孤獨的。南方的非常大總統孫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可藉手中沒有黨軍,只能寄希望於陳炯明。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調集起四萬部隊,設大本營於桂林,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第二次護法戰爭。面對強大的直係軍閥,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頻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張作霖的官邸,結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可是他萬萬沒有料到,就在北伐軍誓師韶關,兵分三路進攻江西,並接連攻克贛南多座城市時,陳炯明也和吳佩孚達成了密的,並開始調集五十餘營粵軍從粵桂邊境移師廣州。為了穩定廣州局勢,孫中山應廖仲愷之請,於6月1日趕回廣州。當他在觀音山巡視時,發現陳炯明果然有謀叛佈置,就在省城演說時公開警告道:“誰要叛逆,我就派飛機擲彈炸死他。”可是他並沒有採取果斷的措施,他有點過於自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認為至少陳炯明的部下是不願反抗他的。
而陳炯明也接到吳佩孚的密電,催他早日動手。說:“彼已將徐世昌逼走,請即履行條件倒孫,如再延不遵辦,彼即宣佈廢除前約。”陳炯明終於橫下心,先拘禁了廖仲愷,下達了對總統府的總攻擊令。
孫中山是炮轟前得到訊息緊急轉移的。遠處已隱隱傳來叛軍進攻的號音,宋慶齡怕同行不便催他快走,他卻還想向叛軍曉明大義制止叛亂。孫中山的左右見情勢不容再猶豫了,就強挽起他的手臂離開了總統府。夜已經深街上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但總統府四周已佈滿了叛軍的崗哨。孫中山化裝成醫生,從容自若地穿過封鎖線,登上停泊在白鵝潭的楚豫艦。而宋慶齡是冒著密集的炮火,在衛士隊長和副官的護衛下,於第二天才衝出重圍與丈夫會合的。
6月17日這天,孫中山登上永豐艦,親自率領六艦軍艦,以密集的炮火教訓了陳炯明一頓。他曾手書密令要江面前線的李烈鈞、許崇智迅速回粵平亂。而回師的部隊終因遭到直系和陳炯明叛軍的前後夾擊,經過一番苦戰,被迫分成東西兩路,在8月份撤退到福建和江西。而孫中山就這樣一直孤守在黃埔海面,以艱苦奮戰五十多個晝夜的最後失敗,宣告了第二次護法戰爭的結束。這是他一生中最慘重的失敗,他確實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購買他的頭,卻沒有成功,而自己一手培植起來的黨羽,竟會在關鍵時刻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當他乘俄國“皇后號”郵船回到上海時,已是炎熱的夏天。他慘痛地發表了《對外宣言》和《致海外同志書》等文告,他不愧是一位愈挫愈奮的革命領袖。他不止一次地對汪精衛、張繼和蔣介石說,第一次護法活動的失敗,使他認識到南北軍閥如一丘之貉。而這次的失敗,又使他認識到革命隊伍內部也可能產生新軍閥。他開始尋找新的同盟者,開始關注十月革命,思考起以俄為師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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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蔡元培沒有想到,這是他真正主長北大的最後一個年頭他因足疾年初就住進了醫院,而欠餉和經費不足又像瘟疫纏住了他疲憊不堪的身心。由於軍閥混戰,北京政府的預算光軍費就佔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經費只佔七十五分之一。就是這點可憐的經費,也常因被侵佔而不能如數撥付。蔡元培一回國就發現,他的北大已寸步難行。不光建築無費、購書無費、置辦儀器及一切校務行政無費,連教授的薪水又開始拖欠身為北大校長和學界泰斗,他只能不斷地領銜向北京政府抗議。他還乘當時關稅增加,德國承認賠款,各國庚子賠款的退還等有利時機,與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學生組織,發起了一個全國性的教育獨立運動。在北京高師召開大會,發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經費、教育基金、教育制度應急謀獨立的三大主張。
為了推動教育獨立運動,從根本上對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雜誌發表了名震學界的《教育獨立議》,大聲地向社會各界疾呼: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
人類文化盡一份的責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
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持獨
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體,抹
殺個性的。例如,鼓動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