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館、酒店用現金支付即可。到今天，當然連現鈔都不用帶，信用卡更方便，遠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貨幣化發展對人口流動、異地貿易是一種根本性的催化劑。許多人會說，雖然貨幣化帶來方便，可是各地市場物價差別很大，張三家鄉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權衡之下，還是自帶食物、被褥合算。——　這當然有道理，但這恰恰說明市場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場化發展足夠到位，如果跨地區的“投機倒把”商業運作暢通無阻，那麼，到最後，各地之間的物價可能會因為運輸成本還有差別，但那種價差會低於異地運輸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張三當然會選擇先將“東西”換成“錢”，帶“錢”出差。從某種意義上講，只要有人還選擇帶糧菜出差，那說明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還有待加深。

另一方面，人口流動的增加、異地貿易的上升也反過來增加對“錢”的需求，又刺激中國經濟貨幣化水平的提升。當一個村、一個鎮、一個社會的人哪裡也不遠遊、不外出的時候，他們對“錢”的需要會很少，金融在經濟中的份量會很低。可是，一旦遠遊盛行，一旦異地就業日益普遍，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會越來越高，“錢”相對於經濟產出的比例就越多。換句話說，即使人均收入沒有上升，人口流動以及異地就業的逐年增加也會讓貨幣供應量增加，更何況GDP在快速增長呢！這種因真實需要而增加的貨幣供應，當然不一定帶來通貨膨脹。

城市化和工業化是社會“錢化”的另一個催化劑。1800年時，美國95％的人口生活在農場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由於吃住都靠自己的農場，許多農民連續數週見不著一分“錢”，也用不著“錢”，最多與鄰村農民以貨易貨就夠了。那時，全美國的貨幣供應才2800萬美元，農業經濟不需要“錢”。反過來說，農業經濟也就沒“錢”！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在城市創造了眾多更高收入的就業機會，美國人逐漸離開農場進入城市，靠領薪水過日子，這時，人們的吃住行都要靠“錢”買！對貨幣的需求因非農的發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礎貨幣供應量升至24億美元。到2006年，美國經濟已完全以服務業為主，農業佔GDP不到2％，服務業在GDP中的份額超過80％，對“錢”的需求自不用說，2006年僅基礎貨幣量就高達13000億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許多層樓！

為什麼中國的錢這麼多？（4）

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在過去28年也在飛速發展，1978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過40％的人生活在城鎮；1978年時，農業佔中國GDP的，到2002年則只佔。就像美國社會的經歷一樣，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當然也使中國社會的貨幣化程度上升，“什麼都需要錢”！這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也不表明中國人本質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後生活方式、工作性質的必需。農村人的溫飽可以透過自己雙手、不用現金就能實現，而城市人連基本溫飽都要用錢買。所以，因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貨幣供應不是在製造虛假繁榮，由產業結構調整而增加的貨幣供應也是“錢多得有因”。

“資本化”帶來經濟增長

市場化改革只是縮短了“財富”跟“錢”之間的距離，而“資本化”改革則是過去十幾年中國“錢”越來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說，第二階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將以下四大類“財富”轉換成“資本”，使中國的金融資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資源，第二是企業財產和未來收入流，第三是社會個人和家庭的未來勞動收入，第四是政府未來財政收入。——　這四類財富是任何國家的核心資本源。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把這些資產、未來收入流轉變成資本，能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這些資本源的產權被明確界定、能被買賣，最好是能以產權契約的形式自由買賣。

前面談到，1978年時，中國所有土地和自然資源是國有，不能交易買賣，所以，那時的土地、自然資源沒有資本價值。企業基本全是國有或集體所有，它們的資產和未來收入流當然也不可以買賣，更何況這些產權也沒清楚界定過。那時，老百姓的未來勞動收入流是否能被“資本化”呢？當然不可能，作為社會主義大機器中的“螺絲釘”，老百姓換工作、結婚都沒有自我決定的自由，都要領導批准，個人的雙手、大腦也屬於國有財產，個人的未來勞動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據化。所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有財富但沒有資本的社會。

雖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