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親情、突出情感關係的溫情脈脈的儒家世界。那種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國還沒實現過，從內在邏輯上可能也很難實現。說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質文明發展的情況下，傳統中國始終沒完全走出溫飽的挑戰；在那種境況下，說精神情感世界裡能達到文明頂峰，那隻能是奢望。

傳統學問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太多停留在研讀經典上，好像研讀經典就是了解真實的中國。顯然，《四書五經》講的是“應然”，但“實然”可能是另一碼事，就好像不能說基督教《聖經》裡的世界就是西方社會一樣。書本里的儒家倫理社會當然溫情脈脈，充滿詩情畫意。而真實的中國傳統社會里，雖然不“言利”，但實際連“家”裡也以利益當頭。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儒家“剛性”的“孝”可能反而迫使家庭關係以利益交換為主。

我們可以從今天的中國來看到這一點。中國今天實際上包含了許多不同亞文化的社會。2005年，杜俊林同學協助筆者對北京、丹東、徐水縣以及三個河南村——九連城、牛莊、宋莊作過一次調查，各地隨機抽樣300多人，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經濟發展程度當然是北京最高，丹東市次之，徐水縣第三，九連城、牛莊、宋莊最低。

金融市場的發展將最終打倒“孔家店”（6）

許多家庭交往、社會交往呈現經濟交易的內涵。比如，在現代社會中，送禮往往是象徵性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禮”反而是有目的的。但在傳統社會中，送禮是一件很認真的事，而且要大，因為〃禮尚往來〃不只是為了“情”，更多的是一種借貸利益交換。村裡人遇到婚嫁、喬遷等大事時，都會大擺宴席，然後收受禮金，相當於幫助緩和大開支給主人帶來的困難；此後，等到對方也有類似大事時，再送去相應數量的禮金。

對六個地方的抽樣調查結果是，北京人之間的借貸和禮物往來最少，丹東和徐水次之，農村人之間的借貸和禮物往來最多。因此，前者已不是傳統社會，但後者仍然是。特別是在農村，借貸和禮物主要發生在親戚之間，親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見，在農村，親戚間的經濟利益關係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經濟互助中心。

當問他們“你為什麼要生小孩？”時，北京只有12％的人說“養子防老”，而三個村平均有69％的人說“養子防老”，丹東和徐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當被問到“你是不是因為愛小孩而生孩子？”時，北京有55％的人說“是”，而三個村平均只有16％的人說“是”，丹東和徐水仍然在兩端之間。

透過對總樣本的計量分析發現，收入越高同時又買了某種金融保險品種的城市人更容易說“生兒育女是出於感情”，而不是為防老等經濟目的。

這說明像北京、上海這樣的發達城市，有了滿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時又利用保險品種、投資基金等把夫婦未來的經濟風險安排好之後，他們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滿足精神需要的社會單元，原來由“家”勝任的經濟功能逐漸由金融市場承擔，“孝道”責任逐漸由“愛”取代，經濟與金融發展正在改變這些社會的文化。相比之下，在農村，家庭關係仍然以經濟交易當先，“養子”繼續是規避未來風險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裡更需要儒家倫理來維繫隱性經濟交易，於是，那裡更保留了儒家價值觀。

那麼，中國未來的文化走向會是什麼呢？是朝著像北京、上海等發達社群的文化發展，還是要恢復儒家傳統、走回傳統鄉村的價值體系呢？社會文化的走向是個人難以設計的，而是由社會的需要所決定。

中國文化的出路

“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自由、*、法治思想。回過頭再看，當時的思想先驅至少在兩方面存在盲點，其一是私有產權，其二是發展金融與保險市場，這二者是實現自由、*、法治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自己的私有產權而是靠“領導批准”謀生，那麼個人就沒有聲張自己權利的財產基礎，自由、*、法治當然無從談起；如果沒有市場提供的保險與金融品種讓你去規避自己一輩子的生活風險，那麼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這個傳統的互助保障體系之後，你會對未來充滿著不安，這時你也不會有底氣去爭取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如果沒有這兩類經濟基礎，打倒“孔家店”之後，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店”。也正因為80幾年前的思想先驅以及後來者都缺乏這種認知，所以，那之後的政權還去試過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過與這兩個基礎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