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在這個層次秩序中的地位不變，永遠是在長者說話時幼者只有聽話的分，只能低一等或幾等，永遠沒有自我。從兒女出生開始，透過《三字經》等經典將他們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綱”包袱，讓他們任何時候都會因不服長者的意願而內疚得無地自容。這個“孔家店”只有一個目的：保證父母、兄長以及其他長者的投資有回報。

人出生之前是無法選擇家庭和出生順序的，所以，以長幼定名分、責任所實現的利益交易是非自願的交易。而強制性的交易有悖於個*利。

不以個*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級結構，的確讓中國社會在2500年中基本不變（改朝換代除外），但這種文化也閹割了中國人的個性，閹割了我們的創造力。閹割了個性的結構或許穩定，可代價是中國長期處於溫飽和飢餓之間。就以這些年的留美學生為例，我們這些學生以及畢業後留美工作的人，雖然專業水平較高，但跟美國人、印度人、歐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讓中國人往往缺乏個性，習慣於聽話，但不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順從”、“聽話”的習慣當然讓我們只適合打工。

國粹派喜歡說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而中華文明則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據似乎是西方近代工業科技發達，物質生活豐富，而中國卻到近年才解決溫飽。——這種邏輯值得商榷，原因很簡單，西方物質生產比東方發達並不必然意味他們的精神文明就落後，而東方的物質生產落後也並不必然意味我們的精神文明就先進。會不會是東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後呢？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這個問題。第一，精神生活豐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糧供給豐富，學術和文學藝術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國的學術兩千多年圍繞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漢代逐步進入中國後，曾推動過唐宋時期文學、詩詞等領域的發展，也出現過宋明理學的發展，但總體上沒離開對早前經典的解讀和再解讀，並且這些哲學與文學發展基本限於士大夫的小社會內，對絕大多數人為文盲的社會的精神生活影響有限。正如著名的新儒學代表人物張君勱在20世紀30年代所感言的：“然秦後兩千年來，其政體為君主專制，養成大多奴顏婢膝之國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廕，依賴父母，久成習慣。學術上既受文字束縛之苦，又標‘受用’‘默識’之旨，故缺少論理學之訓練，而理智極不發達。此乃吾族之受病處。”（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第8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金融市場的發展將最終打倒“孔家店”（5）

中國並沒像西方那樣有系統組織的宗教，規範人們日常行為的儒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在這種缺乏正式的理性與非理性生命觀的社會里，大眾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來支配，看不出這種精神文明高階在哪裡。反倒是漢代進入中國的佛教、明代進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派擴充套件了我們的精神資源。退一步講，“中庸之道”扼殺的不只是物質文明上的創新能力，而且也激發人們不要在精神資源上有“出眾”的創新突破。

第二，或許有沒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學術支撐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把生活重點放在精神追求上，而不是過分追求物質生活。中國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許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溫暖和親情。但是，人之間的友情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每個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與喜好也難以相同，他們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應該”有親人關係外，不一定有心靈深處的相通，不一定有出於“自願”的友情。家庭成員間會因為名分以及相應責任而彼此相依賴、相交往，可是這不等於他們的關係能超出原始情感而達到更高的心靈溝通境界，就像包辦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責任、是夫妻，但他們之間可能沒有“愛”的體驗。難以想象在人的個性與自由空間都被壓抑的社會里，情感與心理世界能夠天馬行空，飛翔到樸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國文化的核心重點在於維護“家”的經濟功能，輕視其社交與情感功能，這必然抑制中國文化的精神文明內涵。從某種意義講，連溫飽問題都沒完全解決的農業社會里，“家”的第一功能當然應該是實現家庭成員間的經濟利益交換，所以儒家文化裡“孝”、“順從”、“聽話”排在第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也在這裡，一旦經濟利益交換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們容易先看到利益，後才是親情，或者只看到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夾在“家”中，你搞不清親戚對你好是真好，還是出於利益。在現實生活裡，筆者在湖南家鄉看到更多的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