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的“紮根”典型高崇輝的事蹟，他認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並不想仿效。

對那些長期束縛青年頭腦的政治教條，他用一種含蓄的口吻表示質疑：

有些政治教條，我們總是憑著激情一廂情願地相信它，實際上並不明白，任何一種政治原則，拿到社會上去總是打折扣的。我們接受它的方法卻常是錯的。我們手中的信條未必能替我們解決實際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個問題。

黃一丁信中的看法，應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實表露，他曾經虔誠地參加過“農業學大寨”運動，鼓吹過“紮根”農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體驗到“###”以來社會上的種種醜惡現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農當家做主的教育，面對的卻是農工任人擺佈的命運。政治的信條經不起社會現實的撞擊，難怪他要對其可靠性產生疑問了。

他將這些解釋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團訴諸筆端，不過是希望得到好友的點撥，誰知卻因此釀起一場風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約半個月後，劉寧給他回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責黃一丁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劇”。並用聳人聽聞的語氣警告說：“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後的道路上，我們究竟是同志還是敵人！！！”如果這只是朋友間私下裡坦誠進行的思想交鋒，倒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劉寧在覆信的同時卻把雙方通訊的複本作為入黨思想彙報的資料上交領導了。政治嗅覺異常敏銳的團黨委立即從黃的信中發現了政治異端氣味，將這件事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上報師政治部，後者也不甘寂寞，又當作重大事件上報兵團政治部黃一丁：《我和劉寧》，《北大荒風雲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知青覺悟的歷程（4）

儘管事態不斷擴大，受到傷害的黃一丁卻仍舊矇在鼓裡。接到劉寧來信後，他意猶未盡，又給劉寧寄了一封長信。信中對劉寧的喋喋說教頗不以為然，對受其攻訐的懷疑論反而推崇備至。他強調說：“人思維的本性就是懷疑的……而且我請教一聲，難道現實中的許許多多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事情和一些讓人百思不解的問題的存在都不值得懷疑嗎？僅僅輕描淡寫地用‘這是前進中的問題’不能說服。”他還用以往的教訓駁斥了對方的指責：“我們以前被社會左右得這樣厲害，難道不正是因為太少懷疑的緣故嗎？社會本身是辯證的（###主義正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而人的懷疑只不過也是儘可能地辯證一些的自然要求罷了。總而言之，懷疑懷疑，天塌不下來，沒有懷疑，###主義是不能前進的。”

“###”中不可一世的極左勢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對他們的懷疑和不滿。“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就是他們給芸芸眾生定下的“天條”。在思想專制主義的淫威下，反覆申說“懷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張對社會現象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地分析，這無疑是知識青年中一種積極的動向。他們只有從懷疑起步，才可能達到理性的徹悟。

黃一丁在信中還坦言相勸對方；別用信奉宗教的態度來信仰馬列主義。理想必須來源於現實，來源於大多數人的生活實踐。

黃一丁的基本觀點雖無可非議，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還是被歸結為三大錯誤：反對學大寨；反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散佈反動的“懷疑論”。其中以最後一條性質最嚴重。1976年初，極左派的風雲人物謝靜宜從《北京日報》的內參瞭解到黃、劉的通訊，認為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和“返城風”的好材料，主張公開見報。於是4月26日《北京日報》以《兩封針鋒相對的通訊》為通欄標題，將黃、劉二人的第一次通訊刊出。同時發表的《編者按》將兩人的觀點分歧說成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鬥爭”的反映，並稱贊劉寧的覆信“生動地表現了經過無產階級###鍛鍊的青年一代的戰鬥風貌”。

這時的劉寧早已志得意滿。他先被團黨委授予“先進青年”的稱號，又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學大寨會議，實現了入黨的夙願。不久，即作為專吃“政治飯”的先進典型榮歸北京，以便對黃一丁展開工作。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和組織部也派人找到黃，意在要他返回兵團。每星期，黃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報》“談思想”，承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對懷疑論的圍剿並沒有到此鳴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報》又刊出被刪節的黃一丁給劉的第二封信和劉的覆信。劉在覆信中繼續就懷疑論大興問罪之師：

我以為你懷疑的不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