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中國則需要將商業條理與組織加於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億萬計的農民頭上。而社會的習慣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內中私人財產權有了君子不言利的習慣，又用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教條阻塞正當的爭辯，結果只有使真偽不分，上下顛倒。有了這些複雜的因素，來日的革命要將這一切清算，必定會曠日持久，也會悲痛慘切。

社會經濟方面的限制

現在我們可以再從1800年的立場重新檢討朝代迴圈說：乾隆的記錄不如他說的那麼完美。一開始，他並沒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財政系統，有如最近的研究所發現。也象和坤事件所顯示，他生前有不少難為人言的事蹟，當時仔細的遮羞，事後才逐漸暴露。傳統官僚主義的作風，真理總是由上至下，統計數字反映著上級的要求和願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漢人組成的“綠營”擔當，他們曾遭受嚴重的損失，只是沒有對外公佈。白蓮教為一種秘密結會的組織已有多時，事實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後數年內公開叛變。

與群眾暴動密切相關的，是由於過去150年內部的和平和繁榮引起人口的激增。迄至1800年，中國的人口已接近或者遠超過3億。無可懷疑的，在滿清前4個皇帝在位期間，他們統轄的人口已經增加一倍。在這農業國家內，勞力即是資本，農業上的剩餘很難轉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援人口。可能開拓的新耕地日見稀少，這國家就不幸地落入馬爾薩斯的“慘淡的科學”範疇裡去。馬氏的人口論與法國大革命同時，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開始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行。蘇州和南京地區間，絲織品的緞機據稱數以萬計。製鹽業、銅礦和瓷業的製造僱傭了大量勞工。這些傳聞通常零星地載於各種資料之內，缺乏詳細的記載陪襯，有時使現在的讀者感到迷惑和懷疑。實際上這些情形最多不過表現，迄至歐洲工業革命之前，中國仍有若干財富單獨集中的例子，為西方所無。可是這些零星的情節不足以構成一個系統。如果我們一定要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的話，我們一定要想象其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一個社會要從“農業的系統”轉變而為“商業的系統”之際，不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調整才能適應新環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經過相當的準備，然後他們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種社會的強迫力個人及各公司給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銀錢證明私人財產權已經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將服務及貨品互相交換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勸說而自願參與。因此，癥結不在於財產之多少，而是這財富如何才能交換而用於投資，使它繼續成長生利。及至今日為止，所有的國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經驗後，即發覺其轉變無可逆轉。中國在1800年毫無與這程式接近的徵象。所以將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來，而稱中國已有了“資本主義之萌芽”實無意義，這等於說一個小孩子不稱他為小孩子，而勉強叫他為“預備成人”。

清朝實用主義的侷限

清朝在學術上以“實用主義”著稱，在1800年前，好幾部偉大的小說已經出現。可是這裡所稱實用主義只不過說當時的學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學明儒之接近於參禪以求頓悟。他們仍然缺乏一種物質上的環境足以使他們獨立地思索。所以也無法脫離根深蒂固的社會價值，這些社會價值既已於官僚的經理管制結不解緣，他們也就信而不疑。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過去學者若干的矯柔造作，可是所謂實用主義者緊隨儒家經典和歷史，始終無法產生一種透視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見。實用主義有何用場？還不是脫離一種思想系統以便製造另一種。象培根和笛卡兒所發現，科學因長久的和堅持的“不相信”而產生。清代的實用主義者無此徹底，他們也沒有希臘科學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規需要不斷地展開（這種想法日後對歐洲的文藝復興產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實用主義尚不能產生有如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多元形態。

清代的小說也實有它們獨特之處。他們將當時的生活狀態以極悠閒的態度寫出微細之處，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畫。可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看來，這些小說仍為官僚主義之下的產物。《紅樓夢》帶著唯美的色彩，過度地追懷過去，過於感情化，過於女性味；《儒林外史》極端諷刺，卻好象一部論文集。作者之憤怒和自我憐惜表彰著他們生活範圍之窄狹，他們的讀者與愛慕者想必深切地瞭解而具同感。

我們是否把一個時代批判得過度？如果我們的目的只在敘述18世紀，那可以說立論過於苛刻。要是不脫離18世紀的眼光，本來我們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