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他們的力量尚在擴大。因著兩廣總督的建議，皇帝下令禁止鴉片進口，不許白銀輸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這一連串發展，引導著一個新世紀的來臨，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失敗和極端困難的世紀。

從上一章所敘的光榮和成功的事蹟來看，讀者不免要發問：何以中國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迴圈與長期停滯

中國作者通常強調朝代迴圈。當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達到成長的飽和點。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已消散，這也和明代的衛所制度一般無二，前所登記的人戶也不見於冊籍。雍正的“養廉”，雖說各主管官的薪給增加數倍，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更不用說官僚階級的習慣和生活費已與日俱增，而為數萬千的中下級官僚，他們的薪給不過是聊勝於無。因此貪汙的行為無從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種水利工程失修，災荒又不適時救濟，人民鋌而走險為盜為匪，也就事實逼然了，這一連串的發展前後見於中國之歷史。在西方與中國針鋒相對前夕，清朝已未戰先衰。

今日距當時即將過兩百年，我們的觀點因之似應伸長。前述四個皇帝的記錄初看燦爛光輝，但從宏觀的角度判斷已與時代相違。雖有剩餘的款項來往手中，但他們從未用以改造上端組織或者加強上下之間的聯絡，這時仍然沒有一箇中央的金庫，全國的收支仍是由收稅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統計無從核實。經濟方面縱有進展，但民法仍無長進，也不能相輔而行。中國仍不過是一個多數農村的大集團。

也只是因為我們又有了近兩百年曆史的縱深，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說來容易做時困難。多數農民只能集體地指揮，官僚既以1500個縣為可以互相對換的職位，也不便令他們互相競爭以增進技術上的進步，唐宋的歷史已有殷鑑，第三帝國要想領導全體大眾，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處，那就只好著眼於意識形態的和諧了。當我們檢閱科舉考試的內容，人事考核的程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其倚賴於意識形態的情形極為顯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國就象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麵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當中的事物，其為文化精華或者施政方針或者科舉制度的要點，無非都是一種人身上的道德標準，以符合農村裡以億萬計之的小自耕農的簡單一致。以這道德標準輔助刑法，中國缺乏結構上的實力足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她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

一個現代國家，其社會由貨幣管制。內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務工作彼此交換，與其因此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全有法律明文規定。一個多元的社會成為可能，是因為它所需的數目字以公平觀念為準則，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資支援。藝術家和自由職業人士互相競爭，贏得贊助者和僱主。現在看來，這種程式被稱為“由封建制度進展到資本主義”實為歷史學裡的一個錯誤安排。這說法將階級鬥爭的觀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種原則與程式全部抹殺置之不顧。也因為這說法具有道德的含義，加上技術上的困難，使人不便將整個問題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東方和西方的不同發展。

清朝組織有它的特點，他不可能效法西歐的民族國家。西方民間的自由源自於封建體制裡額外頒發的城市特權。可是市民階級的資產力量，仍無從構成社會的大改造，只有國際貿易增多，在全國經濟裡的比重升高，商業財富的力量伸展到農業財富里去，牽動了全域性，才構成實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會。當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時服輸，只是抵禦不得，才無可奈何地承認改組，此後便以商業原則作為施政的準據。同時中國的情形，可自亞當·斯密所述一節看出，他說：“中國曆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500多年前遊歷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眾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

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與組織賦予存積資本之限制，無疑的合乎實情。明清政府構成時，其宗旨即在於支援大多數小自耕農，可是後者的生產方式一進展到某種飽和點即再也無法增進。正如上面已經說過，600年來基本的農具仍是一模一樣。另一方面，現代商業需要廣泛的展開資金之借用，經理與所有權分離，各種技術上的支援因素全盤分配。這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