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奉之為師祖。

戲臺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係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將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將，其臉譜也將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於文墨的態度。只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內，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隻靈活的眼睛，表徵著一個複雜人格內心的機動力。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軼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注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辦法。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鬆懈的部門，雖然大致上依據“高階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治家的見解下達於一般民眾。京劇將這段歷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紀一本大眾化書籍之助。《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富於傳奇性，這書將當日事蹟極端地小說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眾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歷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別，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產物”。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歷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足以衡量個人的品格。他們的立場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麼他們綜合的見解，也可以簡單明瞭地以臉譜上的紅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歷史家代表著大傳統，其任務為“褒貶”，當然也盡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們烘托出來，這一時期“無道昏君”之多，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請注意錢穆在《國史大綱》裡所提出的：“荒蕩不經。其事幾平令人難信。”）劉子業為南朝之宋的“前廢帝”，他17歲登基，在位18個月。歷史紀錄上記載著他的異母姐山陰公主曾對他提出，“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廢帝於是替姐置男妾之稱“面首”者30人。司馬衷乃是普朝的悲劇性皇帝，當他在位時，內戰爆發，戎狄交兵。據說隨從報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餓死”，他聞之而說：“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齊主“東昏侯”蕭寶卷，也是弱冠踐祚。他鑿金為蓮花貼地（蓮花乃佛教聖品），令他心愛的潘妃行其上，稱“此步步生蓮花也”。

這三位昏君都被弒。劉子業如果真替姐設男妾，在男重於女的社會里當然不能逃避譴責，可是暴露他舉動之荒謬，乃是在他被軾之後提出，並且文中還講到他寫的字不工整，這也算作他無德君臨天下的表現。山陰公主提到的兩性平等，不論其是否真確，看來其主張已遠逾5世紀中國習慣的尺度。我們既曾聽聞到法國大革命時，皇后瑪麗安東尼“沒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餅”的故事，則難能不懷疑晉惠帝司馬衷之何不食肉糜。這兩段故事距離1500年，只是內容太過於相似了。另外我們也很難認為第三個被弒的蕭寶卷以蓮花在室內地上設計為不道。如果他的創作確如史書之所描寫，我們只能欣賞其獨具慧眼的風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畫的美人—一她在《愛神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態，只是富於中國情調罷了。總之，藝術家的創造力和專制魔王的狂妄，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這種種故事中，作史者的態度，較諸他們筆下之題材還要值得考慮。有了以上的軼聞瑣事，這些歷史家提出一點令人特別注意之處，中國的專制皇權具有雙軌性格。皇帝以聖旨號召，固然從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可是生靈塗炭時，他也真要切身地負責。除非百姓安居樂業，為人君的不能安逸——這點早經孟子不斷地強調。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間並非皇室的血統退化，而只是表現出當時組織的脆弱。朝代的統率力量，原來基於文教上的感化，現在全靠宮殿裡的紀律。其行動的範圍愈小，其上層所感受的壓力也愈大。這種道德上的壓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稱受昊天明命，那麼它也要較北方夷狄高出一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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