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稅收政策最為劇烈的一次轉變。其關鍵內容——通貨膨脹率指數化以及大幅削減個人稅和商業稅——宣告了增加聯邦財政收入時代的終結。ERTA自大蕭條以來第一次削弱了所得稅在國家財政體系中的作用。

但里根的革命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因為ERTA沒有從供給方提供獲利預期，原因在於大規模的國防專案，而且里根的力量還不能支援他大量削減國內專案，因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來自群眾所得稅的財政收入第一次遠遠小於聯邦開支。這樣，在1981年的《稅收法》的推動下，空前的聯邦赤字時代開始了——赤字造成的猛然增加的利息負擔，對可支配開支的限制，以及對外國債權人的依賴的增加，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力量。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得不採取異乎尋常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抑制鉅額赤字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並將利率維持在足夠高的水平以吸引外國資本來彌補赤字。但是，這些貨幣政策又加強了向被“擠出”的私人借款人（包括那些想要把國家的儲蓄用於更具生產性的用途的投資者）提供大量的聯邦貸款的趨勢。這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共同作用加重了20世紀80年代國民經濟生產力的下滑。

國會採取了非常規的行動以應對赤字計劃，於1985年透過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Gramm　Rudman　Hollings　Act）。這一法案使赤字超過某一特定的水平後，開支就自動地削減（但不增加稅收）。《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用一個“預算外”（off　budget）開支替代了統一的聯邦預算。這些開支，包括比如向聯邦儲備體系撥款，本來在第一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