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政府的核心職責是對就業進行管理。第二，透過成立經濟顧問委員會，要求它每年發表一份發展報告（《總統經濟報告》），這個法案使總統和公眾都接受了應該由專家和獨立人士來擔任經濟顧問這樣一種觀念。第三，它將新政的核心目標正式地具體化了：制定和評價財政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到人的價值。

戰後時期，作為普通稅主要來源的群眾所得稅、為社會保險而徵收的遞減的工薪稅以及維持赤字開支的收入共同構成了聯邦政府籌資的主要手段。此間，民主黨和共和黨從19世紀初以來第一次在國家財政政策的實質性因素方面達成了一致。兩黨之間儘管還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但它們在以下幾方面的觀點都是一致的：保護公司金融結構的獨立性；財政政策的目的在於保持經濟穩定；要為國防開支提供一個彈性的收入源泉；繼續用新政的“保險費”方法為社會保障體系籌集資金；避免採用國家銷售稅。作為最後一項政策的部分結果，美國的稅收收入在國民產出中的比重比任何其他工業國都要小（見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黨派偏見的消解無疑有助於兩黨在財政政策上達成一致。但兩黨在稅收政策上仍有分歧；這是民主黨改變政策方向的結果。在戰後時期，民主黨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稅收是徵收階層財富的工具這樣的觀念。儘管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都支援稅收改革，比如徵收遺產繼承資本收益稅，但他們也主張減稅，這讓人回想起安德魯·梅隆說過的話。1964年，約翰遜要求減稅以“增加國民收入和聯邦的財政收入”，因而國會在面臨鉅額赤字時大幅度削減稅收，國會對此表示支援。這樣，民主黨員幫助共和黨完成了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工作——促成兩黨的一致，並避免徵收再分配性質的稅收。

兩黨政策主張的一致性的局勢是在公共財政面臨的壓力比較小的時代出現的，並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導致這種輕鬆局面的政策幾乎是無形的，把兩黨在政策上的爭辯遠遠地拋開了。在幾乎沒有公眾反對，而且在兩黨都同意的情況下，聯邦政府始終在提高社會保障稅稅率。僱主和僱員的稅率結合起來在1950年是，在1960年是，在1970年是，在1980年達到；從時間上來看，20世紀70年代之後到90年代提高到了。高稅率（同時社會保障稅的稅基也在擴大）使得社會保障稅從20世紀40年代還不到GNP的1％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末超過GNP的7％。在這些基金的支援下，社會保障開支從1946年的億美元（在GNP中的比重不足1％）增加到1979年的1　050億美元（約為GNP的）。

大蕭條時代的危機（8）

長期的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太明顯，20世紀40年代末通貨膨脹達到第一個高峰，然後在20世紀60年代又捲土重來，並且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都一直伴隨著通貨膨脹。加速的通貨膨脹以兩種方式為聯邦財政提供了便利。

第一，通貨膨脹向未償付債務和政府債券的持有人強加了一筆很大的稅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那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聯邦債務在GNP和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非常高（見表）。戰後不可預期的物價加速上漲使債務的實際利率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為負。由於低利率，也由於比較輕鬆的稅收壓力，聯邦政府的利息支付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在20世紀40年代降到了14％以下，然後不斷下降，直到20世紀80年代為止都維持在10％以下。

第二，加速的通貨膨脹意味著家庭成員達到較高階別的納稅標準的速度比實際收入的增長要快。事實上，個人所得稅的分級標準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率。這種通貨膨脹推動的彈性意味著聯邦政府可以經常對那些不會從政治角度損害稅收增加的新計劃做出善意的回應。

聯邦政府高度富有彈性的財政收入體制滿足了冷戰期間的戰略性防禦計劃的開支，在所得稅沒有總體或持久增長的情況下也滿足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動員開支。但除了這兩次戰爭期間之外，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防預算的規模在GNP中的比重是趨於下降的。這樣，增長的聯邦財政收入多數是用於國內專案的擴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段時間內，增長最為迅速的聯邦計劃是教育、福利、衛生服務（包括醫療保險）和城市的恢復發展。此外，通貨膨脹推動下產生的財政收入增加彌補了所得稅的減少或者新的稅收優惠——特別豁免、減稅和隱藏在稅收規則後面的信用等形式的稅收優惠——造成的財政收入的下降。

20世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