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在東京召開了海軍首腦會議。會議集中了日本海軍所有將領，包括各軍事參議官、各艦隊司令長官，各鎮守府司令官。

海軍次官豐田真次郎主持會議，海軍省軍務局長阿部勝雄少將首先介紹說明了有關締結三國同盟的經過。海軍大臣及川接著就對自己同意三國同盟作了辯解，說

隨後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親王為了給會議確定基調，首先發言附和及川海相的觀點

“我絕對服從海軍大臣，所以對大臣的處置絕無異議。只是有一件令人擔心的事想請教你。8個月前，我任次官的時候，按照政府的物資動員計劃，其中80％是仰賴英美勢力範圍以內的物資供應。然而在締結了三國同盟後的今天，勢必失去這一來源。為了彌補不足要如何改變物資動員計劃呢？對於這一點我希望得到明確的答覆，以便能安心執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職務。”

可是，及川海相召開此會的目的，不是來聽取意見的，而是要強行透過。因此他沒有正面回答山本的問題，只是說

對這一決定的利害有清醒認識的山本五十六，以其“武士”特有的“忠誠”，在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情況下，再次服從了政府的意旨。散會之後，首相近衛文磨親自接見了山本，聽取他的意見。近衛問他，如果日美開戰，海軍的看法如何？

山本回答說

據說，山本憋了一肚子氣回到聯合艦隊的旗艦“長門”號上。這一次他又成了一個被利用的工具。不僅如此，在和美國為敵已成定論的形勢下，作為聯合艦隊司令的山本不得不反覆地思考，一旦日美開戰，如何去打贏這一仗。他本來就認為日本不可能戰勝美國，即使取得一定勝利然後求和也不可能，如要達到目的，顯然只有採取特殊的方法來求得出路、此時已經做了過河卒子的山本，只有拼命向前了。山本隱約中感到自己似乎註定要扮演這種悲劇角色。但不管怎麼說，由於山本比那些被他稱為“馬糞”、“禽獸”的軍部頭子具有更多的知識和才能，他在爾後的侵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比他所憎恨的那些人更加惡劣、更加危險。

就在及川海軍大臣虛偽地就三國同盟問題在海軍內徵求意見時，內閣已著手進行與德國的談判了。1940年9月7日，松岡外相邀請的德國特使海因裡·斯塔瑪到達東京，就簽訂三國同盟條約進行談判。9月10日，松岡費盡心機，摻雜著無數謊言和諾言達成了與德國的協議。9月27日，松岡外相帶著他的微笑參加了在柏林帝國總理府舉行的盛大簽字儀式。這一條約規定

三國同盟緊鑼密鼓，日本業已開始南進。9月23日，日軍分三路開進了印度支那北部，邁出了南進的第一步。

美國將日本與德國締結同盟條約視為對其利益的直接威脅，同時更無法容忍日本南下印度支那。因此，三國同盟條約的簽訂和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使日美矛盾驟然加劇。1940年9月，美國宣佈禁止向日本出口廢鋼鐵，並實施美國石油輸往日本需憑許可證的制度，勒緊了美國國務卿赫爾所說的“手中的韁繩”。

局勢已經無可挽回。對日本的前途引以為憂的山本，在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後不久，在同他的間諜秘書原田一起進餐時，憂鬱地說道

既然日本早已使自身走向一條既定的道路，山本也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更何況山本本人毫無疑問也是一名深入骨髓的軍國主義者。他的好戰心理源於他根深蒂固的武士道傳統，他像當時大多數的日本人一樣，相信只有日本人才完全符合邏輯地充當亞洲國家的“救世主”，將亞洲從白種人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

他陷入了兩種磨難之間

山本認為，依靠海軍歷來對美作戰的正統的戰略思想，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務的。長期以來，日本海軍奉行的是以日俄對馬海戰為依據的大炮鉅艦主義的艦隊決戰戰略，堅持以戰列艦為核心的傳統作戰方式。自從1905年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在日本海大海戰中大勝沙俄艦隊以來，日本海軍就充滿著海上爭霸思想，並把美國視為其在西太平洋爭奪海上霸權的主要敵人。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在1907年制訂的《帝國國防方針》和《帝國用兵綱要》就提出了建設“八八艦隊”、確定對美採取截擊作戰的戰略方針。所謂截擊作戰，就是基本原封不動地採用在對馬海戰中截擊殲滅沙俄波羅的海艦隊的東鄉戰略，即以戰列艦為主力的聯合艦隊利用地理條件以逸待勞，伺機同美國海軍主力進行決戰並加以殲滅。以後雖幾經修改，但其基本方針未變。在1936年修訂的《帝國用兵綱要》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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