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割身上的肉似的。

就在我腦海中湧動著這激情澎湃的念頭時，郭子就坐在我對面，等著決定到底要唱什麼歌，怎麼排順序。他遠從臺灣到上海，又坐了兩個半小時的車來這裡，要跟我決定大概兩百個問題，而這只是第一個。

那——那就先決定特別來賓好了？應該找誰？找名牌嗎？還是應該找對我有意義的人？但誰對我真正有意義，對我有意義的人對觀眾也會有意義嗎？還是為效果著想，就找名牌好了——？但這樣是不是對不起自己呢？早知如此，我開演唱會又是為了什麼呢？完了。扭了。腦筋完全打結。我只是要開個演唱會——不過就是個演唱會，怎麼會變成人生的重大考驗呢？

這麼一想，就一發不可收拾。我開始想，當初為什麼會想開演唱會？是為了賺錢？不可能，這答案太可笑。要賺錢應該繼續接連續劇。為唱片宣傳？哪來的唱片，我還沒要發片啊！為什麼開演唱會——那可能是兩年前的一個夢想，我想起來了，那時我一直想像這樣一場私密的演唱會。我想要有一次，可以在現場觀眾面前，完全的分享。

我不想計較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動作，是否符合商業效果。我也不想精確地操控臺下每一個人的情緒。我希望付出比這些都更多的東西。我希望與他們分享完整的“我”。而且，我知道，如果沒有這一次，也就不會有下一次了。這樣想，事情突然變容易了，或者應該說不是變容易，而是變清楚了。如果來聽演唱會的人懂得欣賞完整的我，那我愛唱的歌、我想見的人，也會是令他們愉悅的。

因為我們心意相通。如果來的人對我要表達的東西沒有興趣，那我怎麼討好也沒有意義。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現在我累極了，就在回憶這些事的時候，坐在拍戲現場的我眼睛都失焦了。拍到半夜三點多時，我覺得我的魂魄已經回飯店睡覺了，只有身體還在現場。這讓我想起當初面對《似水年華》這出戏時所做的“選擇”。黃磊是我的好朋友，他跟我說起要拍這樣一個故事時，我很感動。雖然經紀人認為我的角色不討好、工作接的太密集、跟準備演唱會衝突、我的身體吃不消等等，但這出戏是黃磊的理想，我甚至覺得如果我放棄了，我會遺憾，所以我接了。

接了戲，我以為每天收工回來可以想演唱會的事，跟工作人員討論所有事宜，但是我錯了。我一進入角色就不是劉若英了。然而這還是我自己的選擇，所以當我面對黃磊，覺得我給他的檔期，造成他的壓力時，我無話可說；當我半夜收工後還必須頂著寒風出去跑步時，我不能害怕；當我覺得壓力大的時候，我不能哭，因為我的眼睛不能腫。

但是眼看著演唱會一天天地逼近，過去兩年的所有想法都要一一落實時，我卻覺得自己已瀕臨崩潰了。可這就是抉擇。我決定開演唱會，我決定演這出戏。我有時候選擇任性，有時候則選擇儘量隨遇而安，即使有時候實在力有不逮。也許到了演唱會那天，對著我的燈光亮起的那一瞬間，我會發現，這一切不過就是生活，劉若英選擇的生活。

幸福三十

三十歲是一個矛盾的年齡。我們有著傳統道德給我們的束縛及新一代給我們的刺激及衝擊。與生俱來的與身處的環境是那樣的不同。面對感情及婚姻更是如此。

故事的一開始是一個媽媽身穿改良旗袍牽著一個小女孩去學鋼琴。小女孩仰頭問媽媽：“我們為什麼要學鋼琴？”媽媽說：“女孩子有一技之長是好的，如果有一天老公不要你了，你還可以教鋼琴養活自己，甚至養活孩子。”“可是他為什麼不要我呢？”連婚姻是什麼都搞不清楚的孩子問，媽媽回答：“那不重要，起碼我們做好了準備。”

這就是我們對孩子的教育，“不相信”──“不相信愛情”、“不相信永遠”、“不相信幸福”，對女人而言，簡單地來說就是“不相信男人”。

於是慢慢地我們不懂得如何相信，不懂得如何面對幸福，更別說是主動追求了；慢慢地，即使是幸福到了我們眼前，我們也持著懷疑的態度去面對它，考驗它，不懂得擁有，享受。

三十歲

一個年近四十五歲的男人，看起來身體很好（有點像李宗盛），對著想想（想想是此片女主角的名字）說：“相信我！相信大哥，千萬不要結婚，同居可以，但是千萬不要結婚！！”一個頹廢漂泊很有男人味的人叼了根菸，也對想想語重心長地說：“我呢！結過三次婚，離了三次，如果以機率來看，就是千萬不要結婚！！”一位想想最崇拜的大姐也眯著眼補上了一句：“千萬不要結婚，就算你想要有小孩，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