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蝨章程、礦務章程、公司註冊章程程等。這些章程規定，允許自由發展實業，獎勵興辦工商企業。鼓勵組織商會團體。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繁榮。

中國商人不是不聰明，也不是保守愚昧，相反。他們對腐朽**的朝廷，貪汙橫行的官員，束縛手腳的框架是深惡痛絕的。所以，資產階級是極為支援革命的，他們是為爭取自己的利益。如今目的基本達到，他們的熱情便煥發出來，藉著國家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工廠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

與清末新政時不同，共和國政弈最大的成功是經濟自由。這樣說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傳統或中世紀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自由。

中國人獲取自由是由經濟領域開始的。就傳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人當然可以經營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可是，有個障礙迎面而來：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大清律》承襲傳統，明確規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舉也。居喪則兄弟猶侍乎親也，若遂別立戶籍，分異財產，均為不孝，故有技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財。”這是嚴重壓抑經營積極性的規定。更為嚴重的是清政府為新經濟的發展設定了種種障礙。突出的表現是辦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業，一律實行批准制，往往相應設定壟斷特權。不準民間資本自由進入。

說到底，這是制度問題：傳統中國沒有經濟自由。因此，各行各業要辦點當時的新經濟，無不碰到官方批准這一難關。但共和國政弈卻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註冊即可。與此同時，現代財產所有權亦相應逐步確立。共和國在《民事刑事訴訕法》中明確地將財產所有權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變為以個人為本位。儘管這一規定要不僅在打官司時管用，並要成為全社會的習慣仍須假以時日，但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就意味著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權的正當性。

這一變革的影響極其深遠，要知道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左才迅速成長和資金積聚的強大推動器；反之，則資金消散、人才流失。現實當中，雖然有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但政府只要不再愚蠢地堅持以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壟斷經濟為路向，轉而扶植和獎勵私人資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工資和原料低廉；市場廣闊；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缺陷帶來的不利因素的影響。

更值得重視的是經濟自由對人的解放的重要意義。沒有經濟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權利就失去基礎。沒有獨立之生計。哪裡能成獨立之人格性。

當然，由於中國傳統觀念中把公私之分視同善惡之別，經濟自由的極端重要性，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被廣大民眾所深刻認識。

海南島，四時常花，長夏無冬，以南渡江中游為界，南北景色迥然不同，南渡江中游以北地區。和雷州半島相仿，具有同樣廣寬的臺地和壯麗的火山風光。在南渡江中游以南地

，五指山橫空出世，周圍宜陵、劍地和平原圍繞著山地，套，南部沿海，山地直逼海岸，氣勢十分雄偉。

秦漢時期，在該島耕耘農業渣獵經濟均有發展，島上居民主要是黎族先人，漢人很少，不久又退出，故這時期海南基本保持過去狀態，人類活動還未給環境變遷留下更多痕跡。

隋著為海南環島開發初期。隨著漢人和俚人（兩廣大陸少數民族）南遷的增多，島上人口理應有一定的增長，但統計甚為不確。此時期已形成環島作物帶，人口與耕地主要分佈在島四周沿海。與此同時，森林漸從沿海後退，造成森林與耕地錯雜現象，環境有所變遷。但畢竟人口稀少，土地利用率仍很低。

從宋到元，海南才踏上認真開發的道路。這時期移民增加，對耕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主要是在沿海與內地，土地墾闢越來越多。自宋以後，五指山邊緣的黎族巳廣泛使用鉤刀等鐵質農具，使包括刀耕火種在內的土地利用更多地指向山區。擴大了環境變遷的範圍。由於貿易事業的發展，木材輸出數量隨之增加。

這時期森林變遷在沿海加劇，尤以人口較多的北部、西北部和東部為甚並有向山區推進的趨勢。在這種土地開發的新形勢下，首先在島西北部，出現“瀕海癮滷之地生態平衡在區域性地區受到干擾。

明清為海南全面深入開發時期。從明代開始，海南耕地有了較為可靠的統計，從明初四4萬畝增加到明末粥5萬畝，二百餘年間幾乎增加一倍多。明末的田畝數直到清末仍居本府田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