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的意義，而初期佛教是對於婆羅門教的反動。釋迦牟尼認為生老病死，四諦皆苦，但一日在世，還是必須遵循八正道，而不能有惡言惡行。佛教的終極意義，即是諸法皆空。凡所見諸相，無非心念所動的虛幻。從自己心念構建的人相我相，不過是夢幻泡影。

早期佛家應是無神論，可是佛陀之後，僧侶發展為信佛的宗教，原來還只是從辯證中自求解脫，但是自從佛教傳入中亞，受了當地啟示性宗教的影響，遂從自度轉化為度人。由中亞傳入中國，中土的佛教已不是自度的思辨，而是以救贖眾生為其志業了。在中國，經過將近1000年的消化，度人的佛教與經世濟人的儒家逐漸相融，將入世與出世融合為自救與度人，而成就兩方面兼顧的志業。

各地人群，除了謀生求活之外，總會對自身所處的宇宙及宇宙中其他人群與自身的關係充滿疑問，不斷探尋其存在的意義及價值，提出這些超越於求生的問題——期待突破渾渾噩噩的生活，開創文明。各地人群各有其提問的方向，因此決定了其解答的可能範圍。本章所述，乃是兩三千年來人類文明已走過的旅程，一路行來，糾纏交叉，彼此影響，終於走到今天的世界。如此走下去，走到哪一境地，也全靠人類自己的抉擇了。

第五章　中國秦漢帝國的形態

自從秦始皇統一了當時的“天下”，中國即成為一個長期整合的政治體。從此以往，這一政治體雖有分合，“中國”的本部總是一個國體，而且文化與經濟的共同體也是依附在“中國”這一觀念上。

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單元，能夠有長期的凝聚性，固然由於其地理環境自成格局，但也由於國家形態具備一定程度的穩定性。經過春秋戰國的蛻變，古代的封建社會轉變為編戶齊民的天下國家，在同一個統治機制下，一般平民百姓雖有貧富之分，人的地位也有高有低，卻沒有永久的貴族與大量永遠不能翻身的奴隸。大多數國民，都在同一個國家體制下交糧納稅，也由同一法律規範其生活所依的秩序。編戶齊民的國家形態，在古代世界並不多見（參見第六章）。可能正因為這樣的國家形態，經過長期的凝聚，“中國”這一觀念竟界定了“中國”的存在。類似的國家形態，是最近數百年出現的主權國家，在今天已是常態。但在歷史上，中國的編戶齊民制可能是延續最長久的例子了。

秦漢帝國的結構並不是任何人設計的，而是經過戰國時代列國紛爭，一個一個國家個別嘗試，又互相模仿，方出現了秦漢帝國所承襲的國家形態。戰國時代晚期，一個國家已是由君主與專業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與地方的分層管理。秦始皇統一中國，將秦國已實行的制度施行於全國，漢承秦制，大體未改，但是經過三四代的逐漸改革，專業的文官構成統治機構的主體。從此以後，中國的皇帝不得不與龐大的文官集團共治天下，內廷與外朝的區分，頗同今日企業組織董事會與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執行政務的政府，是一個龐大文官組織的高階主管，漢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權力結構上應是與皇帝的內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權力仍時時干預外朝。皇帝內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寵臣，常常借君權奪取相權。從漢至清，只有宋朝的內廷沒有伸張勢力，侵奪文官組織的權力。終究皇帝是專制的君王，臣僚對皇權還是無可奈何的。

中國的文官系統，古代世界難見同類。今日社會學上的官吏僚屬（簡稱官僚）的定義，乃是一群以管理為業務的人員。這些官僚應是執行政策的工作人員，因此政策制定人對於執行人員應尊重其專業上的理性。但是，中國的文官，自從漢代薦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為官員入仕進階的條件，數千年來計程車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舉制度考試用來測試舉子對儒家觀念的認識。於是，數千年來，中國的文官系統不僅以專業為其入仕資格，而且以實現儒家理念為其目的。這是一個有意識形態的文官群體，並不僅是管理系統中的工具。

許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樂土都不在人間。儒家則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間締造一個符合其理想的社會秩序。於是以儒家士大夫為主體的中國文官系統，至少在理論上，認為政府不僅可以徵集資源，保持國力，更必須為生###命，為萬世開太平。因此，中國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為了皇權而存在，而是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王朝有好有壞，大多數的王朝，完全背離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總比沒有理想好。兩千多年來，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大體來說，比在歐洲貴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還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災人禍之時，通常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