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幾次指控是繼續對人權的摧殘。因此，卡斯特羅第一次離開監獄前往法庭陳述，這是他數月以來第一次看到大牆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見到真正屬於自己的陽光。另外，街上的民眾都向他致敬。另一次，他和弟弟勞爾一起來到聖地亞哥的緊急法庭陳述。不過，每次緊急法庭對他的問題並沒有作出新的鑑定，他照舊返回原來的監獄，繼續過著殘酷的監牢生活。在這地獄般的監牢生活中，連享受幾小時的陽光也成了一種奢侈。然而，他並不害怕牢房中的陰暗，而蚊蟲的叮咬卻使他苦不堪言。在這種難忍的情況下，他只好點燃一支雪茄來驅趕吸血的蚊蟲。對於這時的一些感想，他在4月4日致妻子米爾塔的信中寫道：“每天下午，我已能享受幾個小時的陽光……每當清晨我穿著短褲迎來第一縷晨曦時，我感到了海濱的空氣，好像我是在一個海灘上。然後我在這裡拼湊起一個小餐館。這真使我想到我是在度假！對這樣一個革命者，卡爾·馬克思該如何評價？……”

4月17日，卡斯特羅在牢房中對監獄的狀況發出感嘆的同時，積極推動著他的革命運動。當他得知關押在女子監獄的梅爾瓦和艾德已於2月20日釋放出獄，並立即投入到革命運動中，繼續向“七·二六運動”的目標奮鬥，希望他給她們任務。於是，他在信中對她們強調說：“親愛的梅爾瓦，米爾塔將告訴你每天同我聯絡的方式，如果你需要的話。對此要嚴守秘密，當耶耶（艾德）回來時，只能告訴她。”

隨後，他在信中還指示她們如何進行活動，如何散發傳單，並要求她們籌備對7月26日舉行“恰如其分”的紀念。根據他的要求，大學生聯合會、聖地亞哥各學院分別舉行了紀念活動。與此同時，流亡在紐約、墨西哥和哥斯大黎加的正統委員會發起了類似活動。另外，

梅爾瓦還散發了上面寫有卡斯特羅“自我辯護”修正稿的傳單，並以此作為革命的政治綱領。他在獄中悄悄寫著這篇重要文章，並透過秘密渠道分期分批送出監獄，完稿時他將這篇文章定為《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當這篇文章部分文稿作為傳單散發後，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4月22日，在古巴的雨季來臨之前，一些教師和中學生要求到監獄去見一面卡斯特羅，哈瓦那北區法官瓦爾多·梅迪納律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然而，當他帶著他們來到卡斯特羅和他戰友們所在的監獄門口時，監獄負責人蒙特亞諾斯中尉拒絕他們的要求。但在律師的一再請求下，蒙特亞諾說：“你的朋友們去見其他人，只有你去見菲德爾·卡斯特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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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閱讀與思考（4）

當律師見到卡斯特羅時，他正躺在床上看書，見有人來訪，十分高興。律師看到他的四周都堆滿了書籍，中間像一個被書圍成的小島嶼。這些堆積的書中有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芬蘭總統卡爾·曼納林的《自由、政權和民主計劃》、法國作家阿爾弗雷德·波賽的《權力哲學》、秘魯作家馬里亞特吉的雜文、原瓜地馬拉總統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講演集、作家卡多薩·阿拉貢的《回到未來》等等。這給律師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之後，使卡斯特羅感到興奮的一件事，是他見到了兒子，兒子已經漸漸長大了。另外，由於他的岳父任交通部長和內兄在政府情報部門擔任要職，監獄對他的監管放鬆了許多，實際上他並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因為他有對付一切磨難的堅強意志。然而，監獄的狀況仍很糟糕，他的心境很壞，這是多麼難以訴說的心境啊！他在6月12日致路易斯·孔特·阿圭羅的信中對此訴說道：“親愛的兄弟，可以說只有某囚犯在我牢房前死亡而被草草埋葬時，我才得到一位夥伴……有時會出現被秘密絞死者、離奇的暗殺……但我看不到他們，因為我的牢房門前有一塊2米高的木板，使我無法看到任何人，不論死的還是活的。難道允許我與死屍作伴是一種慷慨嗎！……”

卡斯特羅在信中繼續用深沉的筆調寫道：“我被關在這個牢房已經4個月零1周……起初他們說是4個月，但他們的意圖是讓我永遠在這裡待下去……然而，我不知道何時我才能獲得戰勝自我的力量……我相信你應該加入米爾塔、我的姐姐利迪婭、梅爾瓦、艾德和其他黨的領導人所在的委員會，以便走訪報社和廣播電臺的社長、臺長，親自把問題擺在他們面前，請求合作……作為一個人權問題……《波希米亞》的干預將是決定性的。好的文章會感動任何人，而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你、蒙塔內爾或者馬尼亞奇……律師協會的態度十分軟弱。你們應該走訪軍事學院的教授米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