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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鑑,不可不慎也。

歷史史實與歷史哲學

關於近代中國歷史的轉型,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說過多少遍了。此處還要囉囉嗦嗦說個不停,何也?其原因蓋有二端:第一便是,歷史哲學離開歷史事實便是空話。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裡,雖已說了一些‘轉型’的理論,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這個帝制‘轉’向民冶的分水嶺。我們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最好能把上述這套理論,再適時提出,與史實配合來討論一番,好讓讀者評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間。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作者雖固陋,然平生讀聖賢書,聞善言則拜也。

第二,歷史事實如果沒個足以解釋它的歷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但是歷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菩提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歷史發展的史實,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釋相關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家(如劉知幾),所謂史識(史釋)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寫歷史的人如果忽略了這一概念化的過程,那就失去我們寫歷史的意義了。上面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哲學’,無非是想闡明袁世凱為何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起皇帝來?皇帝未做成,而又失敗得那麼窩囊?

不特此也,孫中山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這個時代,也不再搞甚麼代議政府了,他堅持要毀黨造黨,由他自己來做個具有絕對專制權力的黨魁。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凡此我們都需要點哲學來輔助說明之。而中山搞獨裁和老袁做皇帝這故事,也最足闡釋這項理論,故不憚煩而一再申述之也。筆者附註曰:在二十世紀末期,治民國通史,自信最大,也確是一時權威的學派,莫過於已故漢學大師費正清所領導的劍橋派所編撰的‘劍橋中國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這部鉅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專論‘中華民國’的兩厚冊,所犯就是這個毛病。費氏和他所領導的班子,也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樣,以西學士的一偏之見,強加於中國。至於近代中國史便是一部,一轉百轉的,需時兩百年始能完工的,社會政治轉型史,則非費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劍橋史所費的功力不為不大;財力不為不多,然全書評頭論足,因小失大,終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體 不合國情

袁老四先做總統做得很起勁,併發誓要帝制永不再現於中國。何以口沫未乾,立刻就違誓要做皇帝呢?這雖然是他個人野心的終於現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說),其實他也是經過一整年的親身經驗,確實也體會到,共和國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這雖是藉口,也未始不是事實。他對共和國體的確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這固然是他自己糊塗,那也是他身邊一些頗負時譽的策士,在全國充滿民怨民憤的氣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這也是事實。

試問那時的中國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憤’些啥子呢?很簡單─日子過不下去嘛!本來嘛,如今韃虜既經驅除;民國也已建立,大家想過點美國式的好日子嘛。【筆者附註:抗戰後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實上呢?民國卻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軍閥、小黨人鬧得烏煙瘴氣。。鬧得民國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裡,我們曾提到宋教仁對民國政府的劇烈抨擊。細玩其言,可說句句中肯。但是這個政府惡劣。社會崩潰的形成,是誰之過歟?帳不能都記在老袁一個人的頭上。政黨和政客各為私利,鬧得紛紛攘攘,也太不成話(請看八十年後的臺灣政壇)。因此那時全國輿論似有共識( national conccnsus ):共和政體不合國情。【見上篇所選當時各報的專欄報導。】

‘非繼承式獨裁’無法接班

當時不但袁世凱這麼想;孫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認為共和搞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