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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使水門事件中的另一個現象成為公眾的議題,那就是調查式報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開創了新聞報道的新時代,因為他們摧毀了新聞業的一項潛規則:對“敏感”資訊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總統的不檢點行為和林登·約翰遜的不道德交易。可是這些《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並不是孤軍奮戰的,現代的調查性報道的主要創始人也不是那兩個精力充沛的記者,而是經驗豐富的政府調查人員。正是馬克與伍德沃德的合作,將複雜嚴密的專業調查手段與吸引人眼球的新聞報道手法結合了起來。水門事件和“深喉”這個人物向新聞媒體敞開了大門,引入了對新聞事件深入調查報道的標準和對政治事件採用綜合記述的手法,而不僅僅是零散的報道。伍德沃德在深入報道這個新聞業的新領域樹立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門事件後他在這方面還屢有建樹。同時這種報道形式還極大地改變了公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並促使政商兩界的權力層負起更多的責任。

“深喉”與媒體的秘密合作不僅使聯邦調查局免受政治腐敗的侵蝕,他的勇敢事蹟的公開還激勵了許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層僱員,給了他們在壓力和威脅之下揭發非法行為的勇氣。如果不是《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會在榮耀中完成它餘下兩年的任期。我們原本透明的政府機構就會被黑幕遮擋,那些誠實的僱員就會受到威脅和壓制而無法伸張正義。

對於馬克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門事件,最好的解釋不是1972年時他與聯邦調查局內部敵人的鬥爭,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並信奉的價值觀。馬克之所以能在最關鍵的時候平靜而堅定地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願拿自己的事業和家人的安全冒險,其原因可以歸結到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對他影響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國的一個小鎮上,電視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他的母親、他所經歷的道德教育和他養過的狗,對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在20世紀最初的幾年,愛達荷州雙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國小鎮人的普遍人生觀。馬克的父親厄爾·費爾特在雙瀑城外的幾畝土地上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馬克的母親羅斯·迪格特·費爾特在當時的女性特別是美國西部的中產階級女性中,受教育水平十分出眾。她畢業於愛荷華州得梅因的一所文科教會大學——得雷克大學。

費爾特一家有兩個孩子——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現已病故)。在家庭為後代保留的回憶錄裡,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親栽的蘋果樹、櫻桃樹和梨樹下用梅森食物罐捕蜜蜂;馬克和一個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個游泳池;到了冬天,他們用真正的蠟燭點亮了整棵聖誕樹。珍妮特還寫道:“三月是風和風箏的世界,四月有愚人節,五月的五朔節(我們會去跳五月花柱舞)給我們帶來滿籃的鮮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們熬夜玩踢可樂罐、捉迷藏和綁架遊戲。七月四日是我們最嚮往的,那天每一個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錢,那的確不少。那天總有一些政客在音樂臺上大聲地演講很長時間。而我們則會去玩摩天輪和旋轉木馬。”

費爾特雙親的家族都能追溯到最初來到美洲大陸的威爾士、蘇格蘭和德國先輩。厄爾·費爾特和他的兒子摒棄了那些繁瑣的宗教禮節,保留了長老會的慷慨和社會正義感作為他們人生觀的基礎。馬克和珍妮特在十歲上下時常常參加教堂舞蹈。他們跳的舞顯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種復活的風格,而是更加理性和柔和的長老會傳統風格。自制,關注別人的需要,周到體貼的言行以及很強的責任感是長老會教義的核心。因此從六歲起,馬克就擔負起了夏天切割和搬運乾草以及冬天早起餵馬的任務,儘管他的活還幹得比較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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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0)

厄爾·費爾特在馬克犯錯的時候也偶爾會懲罰他,但主要管束馬克的是他的母親。馬克到了中年還會想起他小時候“寧願被父親打十次也不願聽到母親說一次對自己感到失望”。羅斯·費爾特始終保持著理智和冷靜,可對馬克的要求相當高。她的聲音不大,卻十分堅定,常常教育馬克要自律和自制。在水門事件及隨後的歲月裡,馬克常對朋友說,自己還是個頑皮的男孩子時要學會自制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而學會這一點對自己在聯邦調查局的成功又是何等的重要。

馬克在中學時代就顯示出了領導才能,他贏得了學生會的競選。從十幾歲開始到成為聯邦調查局的關鍵人物,馬克的領導才能不斷提高,可那並不是起步於對權力的追求,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