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的職員厄瑪·梅特卡夫，由她聯絡局長的私人醫生羅伯特·喬伊瑟。喬伊瑟火速趕到，隨後就宣佈胡佛已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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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3）

十一時不到，約翰·莫爾給約瑟夫·高勒殯儀館要了電話，這家殯儀館離胡佛家比較近，位於紐約威斯康星大道哈里森街。高勒派出一輛無標記的小汽車，這輛車可以拉運一副裝上屍體的擔架。為避開新聞攝影師，那輛車從後巷靠近住宅。驗屍官代表們等到白宮正式宣佈死亡，然後將胡佛的遺體從後門移出，穿過庭院，透過車庫送到正在等候的汽車上。高勒的車於下午十二點半離開胡佛的住宅。

約翰·莫爾和海倫·甘迪一直考慮的是共濟會葬禮，但在下午兩點零五分，白宮打來電話說，總統已決定舉行全軍禮國葬。遺體將於5月3日安放在國會山圓形大廳供人瞻仰，5月4日將舉行追悼會。軍方接管了禮儀安排。

1972年5月3日清晨，天氣灰暗而陰沉，在國會山圓形大廳裡，空氣中的薄霧讓悼念活動籠罩在陰鬱的氣氛之中。那沉重的棺柩安放在為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建造的柩車上，在胡佛之前，只有二十一位美國英雄和政治家享用過這輛柩車。柩車上午十一點半抵達國會大廈。由美國國家長老會牧師愛德華·埃爾森和美國參議院牧師為前導，抬棺者們負重走上長長的臺階。莫爾後來對我說，他和甘迪小姐選了一種鉛襯裡的棺柩，有一千多磅重，根本沒考慮要將它抬到國會大廈臺階上去。對那些年輕人來講，這肯定是一種難以置信的重量，當他們竭盡全力掙扎著走上臺階時，有兩個人被扭傷了。

圓形大廳裡的悼念活動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聯邦調查局行政會議成員充當了榮譽護柩者，局裡許多其他人也參加了悼念活動。首席法官沃倫·E．伯格曾備受胡佛青睞，他頌揚局長是“一位剛正不阿的人，（他的）個人操行規範已深刻影響到整個團體，使其兼具效率與清廉。”

從下午到晚上，有數千人趕來致以他們最後的敬意。棺蓋緊閉的棺柩讓幾個尋求刺激的作家將胡佛想象成死於謀殺。而在高勒殯儀館供人瞻仰的那幾個小時裡，胡佛的棺柩一直是敞開著的，並沒有謀殺的跡象。

那天下午，莫爾回到自己辦公桌後，有位客人走了進來。他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這位助理司法部長宣稱，司法部長理查德·克蘭丁斯特指示他來查閱“秘密”檔案。

莫爾耐心地做了解釋，稱聯邦調查局並沒有他所聽說的秘密檔案。對那遺體已躺在圓形大廳柩車裡的胡佛，他們也聊了幾句，之後格雷就離開了，看上去還算滿意。

次日，也就是5月3日的上午，格雷情緒激動地再次來到莫爾的辦公室，要求知道那些秘密檔案放在什麼地方。莫爾再次向格雷斷然否認秘密檔案的存在。談話逐漸激烈起來，言語也變得不那麼客套了。莫爾後來說：“我想我確實對他說了點粗話。”

在這一點上，格雷堅持己見，毫不妥協，他說道：“瞧瞧吧，莫爾先生。我是一個精明的愛爾蘭人，沒有誰能擺佈我。”

莫爾站了起來，大聲說道：“看看吧，格雷先生，我是一個精明的荷蘭人，誰也擺佈不了我。”格雷轉身離開。後來三小時不到，克蘭丁斯特就任命格雷為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格雷接到任命不到半小時，我就接到托爾森打來的電話。

他說：“我希望你今天正式安排我退休。”

我問：“你要在電話裡給斯基爾曼夫人口授申請嗎？”

“不，”他說道，“我想讓你寫。簡短一些，沒有什麼要大書特書的。讓斯基爾曼夫人在上面籤我的名字。”

“行，”我說道，“我今天下午交給格雷，馬上開始辦理。”

那封信是我寫的，措辭要比托爾森溫和一些。既然在克蘭丁斯特的任命聽證會期間，我已經和格雷有過相當多的接觸，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直接給他打電話。我將情況告訴了他，他並沒有感到意外。

他說：“給他寫一封溫暖人心的信，同意他的退休申請。要讚揚一下他多年的傑出工作。給我空下簽名的地方。寫上今天的日期。”他頓了一會兒，然後繼續道：“葬禮之後我想找你談談，之後我會在上面簽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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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4）

“好的，”我回道，“我隨時都可以。你是想我到你辦公室還是你到我這兒呢？”

“我過來。我有事想問問你，我還想到局長辦公室看看。”

“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