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談判代表們自然無法取得超出最小預期以上的成果。

我給助理局長伊萬·康拉德打去電話。他負責聯邦調查局實驗室，掌管測謊裝置並訓練裝置操作人員。七年以前，為回應民權自由主義者的高調籲請，胡佛下令禁止使用測謊儀，康拉德那時感到非常失望。和聯邦調查局的許多人一樣，康拉德對這種儀器極具信心。儘管不能達到百分之百準確，但它有助於排除無辜者，讓我們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讀數可疑和拒絕測試的人身上。

我告訴他要重新使用測謊儀時，康拉德顯得很是煩躁。“馬克，”他說，“我們的確沒法用了。我們的裝置放在匡恩提科倉庫落滿灰塵，操作人員七年來從沒用過。這可真是個糟糕透頂的錯誤。”

白宮的硬式棒球（3）

“伊萬，”我告訴他，“我們無論如何得用上它。開始行動吧，把機器弄回華盛頓，再挑選最好的操作人員過來。我們最早明天就得做些測試，星期一時就要準備全力以赴了。老闆說總統煩透了。”

在我趕到白宮之前，幾臺機器已被擦拭乾淨，並從匡恩提科啟運，正在運送途中。此外，康拉德設法從紐約市警察局借到一些裝置，由該局用聯邦調查局的車輛送到華盛頓。

我是第一個趕到白宮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我當時大概是這麼想的。有個禿頭的矮小男人，穿著工作服和一雙弄髒的網球鞋，正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地擺放椅子，我把他當成了一名清潔工。結果這人卻是羅伯特·馬迪安，他在接到參加會議的指示之前就已到了網球場。

埃吉爾·巴德·克羅主持會議。其他與會者有白宮人員戴維·R．揚（他看上去是在輔助克羅）、亞歷山大·黑格將軍（當時任基辛格的副手）、霍華德·亨特（一個莫可名狀的人物，其所談所言實際上是空洞無物）和國防部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兩名代表。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儘管我在電話中曾與馬迪安有過交談。

克羅闡明瞭總統對日益嚴重的洩露國防機密問題的關切。比徹有篇文章於1971年5月9日被刊登出來，報道了對柬埔寨的秘密轟炸，引發了學生的抗議活動並導致基辛格開始實施電話竊聽。6月13日，《紐約時報》開始公開五角大樓被盜檔案，這些檔案至少可讓他國破譯美國的外交密碼。

根據克羅的說法，主要嫌疑人是國防部的一位戰略武器專家，此人平時在一所重點大學工作，目前正在休假。據瞭解，他最近與比徹有過接觸。我們得知，當天下午五角大樓將派人搜查嫌犯的辦公室，根據事先安排，聯邦調查局將對他進行一次測謊儀測試。馬迪安當時極力要求進行電話竊聽。我指出，我們首先應根據《1968年綜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案》之規定取得法院同意。但馬迪安對此不屑一顧，說該法案僅僅適用於有組織犯罪。他是錯的，但他並不願意聽取實際情況。

克羅告訴我，他將隨時瞭解測謊儀的使用情況。我後來得知，會議休會後，克羅立刻向總統和約翰·埃利希曼報告：“我們從國防部找到一個人，根據黑格的說法，他就是現在的主要嫌疑人。他有權接近那份檔案，而且明顯地，其觀點與比徹文章中所反映的非常相似。我覺得在進行拉網式測謊之前，我們應該從他和那些與他有過密切接觸的人身上入手。”

“給他測謊！”總統命令道，“我想現在就得幹，在國務院、國防部等等部門測上四五百人，我們準能立刻嚇住那些狗雜種。”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克羅的一個措辭簡短的電話。“我們決定由中央情報局來處理測謊面試。”他說道，並對給聯邦調查造成的麻煩表示了歉意。顯然，約翰·埃利希曼是想懲罰聯邦調查局，因為在他看來，聯邦調查局並不願意介入“水管工”後來所承擔的工作。克羅顯得很尷尬，但他並不知道，對於這種靠邊站的待遇，聯邦調查局更多地是感到輕鬆，而不是憤怒。我馬上給局長打電話，告訴他白宮的態度轉變。他謝謝我給他打去電話，別無多言。我相信他也是感到輕鬆的。

這件事的結果並不盡如人意。為找出武器談判的洩密源頭，克羅進行了全面調查。中央情報局對嫌疑人進行了測謊鑑定，但其結果並不是決定性的。根據總統的命令，調查範圍擴大到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的其他人頭上。中央情報局進行了這次調查，而所有的測謊儀測試的結果都不具有決定性。由於“缺乏合作”，我得罪了白宮和司法部的一些權勢人物。

1971年8月19日下午六點四十五分，正當我準備回家的時候，我接到了局長的又一個電話。“費爾特，”他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