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都沒有裝飾之物。已經退色的灰色地毯上沾著經年累月留下的汙跡，有些地方已破舊不堪，都露出了襯裡。這些辦公場所反映了托爾森的節儉。儘管原來那破舊不堪的地毯多年以前就該換掉了，但他還是拒絕鋪上新地毯。

比起他七十二歲的年紀來，這位副局長要顯得疲倦、虛弱和蒼老得多。他一向消瘦的臉龐滿是皺紋，顯得非常憔悴。承受著令人日趨衰弱的中風和其他嚴重健康問題的影響，經受著完美主義者胡佛那日復一日苛刻要求的折磨，托爾森是一個難以侍候的人。和他相處需要機智、策略和耐心。對他健康問題的瞭解幫了我如何處理與他的關係。

我同情這個老人，他不願讓人知道自己是多麼力不從心。中風讓他的一條腿落下殘疾，但他尚能在自己辦公室的私密場所裡挪動腳步走一走。但是，他終不能跟上胡佛輕快的步幅去共進午餐。與習慣上為表示自己對局長的尊重而落後一或兩步不同，他現在要落後十二步或十五步了。胡佛有一天向我透露，他是有意保持那種步幅，促使托爾森盡力跟上，希望這樣能讓他儘快康復起來，或者至少要讓他繼續保持活力。

白宮的硬式棒球（2）

托爾森曾是一名強壯而富有能力的管理者。像胡佛一樣，托爾森職業生涯的大部分都獻給了聯邦調查局。他十八歲時來到華盛頓並在陸軍部工作，同時還參加了喬治·華盛頓大學夜校學習，並於1925年獲得學士學位，1927年獲得一個法學學位。他在1928年4月28日成為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員，在1947年升任副局長成為二號人物之前，曾擔任過各種要職。胡佛設立了其副局長職位，以賦予托爾森更多的權力。

托爾森用鐵的手腕有效行使著這種權力，他更多地充當緩衝者而非改革者的角色。他全身心的激情都是保護局長免受過失與批評的傷害，並化解聯邦調查局總部那些竭力爭取本部門利益的強勢而活躍的官員對其施加的壓力。每件事要到達胡佛手上，都先要經過托爾森的辦公室，而他那否定的反應傾向就大大減輕了局長身上的壓力。托爾森對自己作為胡佛知已的角色也感到很滿意。胡佛需要人能與他一起討論高層人事問題和其他行政議題。

他們的辦公室都設在第九大街與賓夕法尼亞大道交叉拐角處的司法部大廈五樓。胡佛有一長組辦公室，沿著第九大街的一側伸展開去，但他的個人辦公室與托爾森的背靠背，由一條通向走廊和電梯前室的小過道隔開。托爾森辦公室的後門離胡佛個人辦公室後門只有數步之遙。他倆一向都由後門進入和離開。

由於我承擔了托爾森的職責，從一大早起，我就得待在辦公室裡，一直等到晚上十點半，除非有重大的緊急情況發生，胡佛從這個時候起就不會再來了。我家也裝了一條熱線，從我家可以撥打聯邦調查局總機。我臥室裡的電話分機有一個紅燈，有人給我打來電話時會亮起來，如果電話沒接聽，就會一直亮著。為了在我離開家或辦公室時能保持不間斷的聯絡，我會隨身帶個“侍童”（一種香菸盒大小的小型無線電接收機），總部找我時它就會發出一種聲音尖銳的訊號。我隨後就會找到最近的電話打回去。

那“侍童”可是個麻煩事。我常常急匆匆地衝向電話，而被問的只是一些常規性問題。更糟糕的是，有些電話聲稱將由白宮打來，最終卻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個人來電。司法部副部長羅伯特·馬迪安就是這種人，他希望給人一種事實上他就住在總統辦公室的印象。我很少有機會接到尼克松總統直接打來的電話。

1971年7月24日週六上午九點半，胡佛用熱線給我打來電話。“費爾特，”他說，“我剛接到埃吉爾·克羅從白宮打來的電話。總統嚴重關切昨天《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一篇新聞報道。”沃爾特·比徹寫了一則報道，將美國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底牌給抖了出來。

“總統很惱火。”胡佛說。

“胡佛先生，”我應道，“我不怪總統大為光火。那就像打寶藏撲克露了扣底牌一樣。”

胡佛說總統已派領導“水管工”小組的總統助手克羅處理洩密調查。克羅要求聯邦調查局提供測謊儀及技術人員，以幫助訊問洩密嫌疑人，胡佛答應照辦。他讓我當天下午兩點鐘去參加白宮的一個會議。

我首先給週六值班主管打電話，讓他給我讀讀《紐約時報》的那篇報道。其標題是“美國促蘇聯參加導彈暫禁行動”。內容極其詳細，該文說明了美國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底牌——如果其倡議書遭駁回，美國所能接受的底限。既然蘇聯現在已知道了我們的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