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解，即切諾正在歐洲度假，而他又不知道她聯絡方式的說法。（在迪安撰寫的關於水門事件的書中，迪安承認他知道切諾在英格蘭度假的地點，而他則派他的助理將切諾接回華盛頓，以便在聯邦調查局詢問她之前告訴她如何加以應對。）

水門事件（6）

此外，迪安還截留了亨特存在白宮保險櫃裡的物品達五天之久，然後才將部分物品（而不是全部）移交給聯邦調查局。我曾經為此事和迪安吵過一架。“深喉”曾向《華盛頓郵報》透露，亨特儲存在保險櫃裡的物品中包括一把手槍。這使得迪安和白宮幕僚十分尷尬，因為亨特居然能夠躲過白宮的安全檢查將槍支帶進白宮，從而不由得使人們質疑白宮安保系統的效能。當迪安給我打電話，要求聯邦調查局向媒體釋出一項宣告，否認發現槍支一事的時候，我說道：“約翰，你的這一要求太荒唐了。我們不會這麼做的。我們的回答是‘不’。”迪安沒說什麼就結束通話了電話。當天晚些時候，很可能是根據迪安的要求，司法部的資訊處就此事發布了一條十分隱晦模糊的訊息。

7月下旬，孔克爾給格雷寄來一封電報郵件——一封用信寄來的電報——直言不諱地指出了他在與白宮打交道時遇到的困難，並要求聯邦調查局應該對此採取一種更為強硬的立場。我深信正是由於這封信，導致孔克爾後來被降級並被外調到聖路易斯任職。

為了掩蓋事實真相，迪安不得不密切關注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程序。很久以後我們獲知，迪安曾計劃在格雷——聯邦調查局的代理局長——位於華盛頓的公寓套間裡與他會面。但是他們對這一地點依然感到不放心，於是又改在附近的一座公園裡碰面。在這次秘密會面之後，格雷在沒有告知其同僚和他的私人助理的情況下，便命令整理出來一份最新的調查情況總結。7月21日，一份剛剛完成的最新情況總結便被送交聯邦司法部長，隨後又迅速轉到迪安手上。

此後，迪安又要求格雷將該案的“原始檔案”，以及記錄有關線索和會談結果的電傳檔案的影印件一併交給他。他希望藉此能夠同步掌握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進度。迫於壓力，格雷要求孔克爾將上述檔案提交給他，理由是他希望能夠了解每天的調查進展情況。迪安親自來到格雷的辦公室，來收集整理第一批敏感的檔案材料。隨後，迪安又不斷索要更多的檔案材料，並迫使格雷在1972年10月2日向他提供了第二批報告材料和電傳檔案。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與白宮幕僚進行了二十六次會談，並與六十名供職於尼克松競選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逐個進行了口頭審查，而迪安則拿到了其中絕大多數會談記錄。如果我當時知道這件事，我一定會竭盡所能來阻止白宮得到這些敏感的材料。

探員們不得不當著競選委員會律師的面約談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而允許委員會律師在場旁聽，則得到了當時負責水門案件調查的聯邦助理檢察長厄爾·希爾伯特的准許。該委員會爭辯說，由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控告尼克松競選委員會損害其財產，因此在會談時必須有律師在場。但是後來有好幾個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與我們聯絡，要求在委員會官員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我們再次進行會談。他們說，此前由於委員會律師的在場，使他們無法直言不諱地回答探員提出的問題。而且他們還告訴我們說，該委員會所有接到傳票在聯邦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的僱員，後來都受到了委員會律師的盤查，以獲知他們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證詞。

還有一個該委員會的僱員主動來找我們，並告訴我們說，委員會財務監督休·斯隆的保險櫃裡一直存放著一個裝滿了錢的手提箱。據他反映，1972年2月至4月間，斯隆不知出於什麼目的，向委員會許多官員提供了大筆現金——給了傑布·馬格魯德五萬美金；赫伯特·波特一萬美金；戈登·利迪八萬九千美金。另一位僱員在與探員進行的第二次會談中透露，委員會的官員正在轉移聯邦調查局對主要問題的注意，以防止我們發現真相。然而，這些關於二次會談的情況報告也被格雷轉交給了約翰·迪安。迪安立刻對委員會官員提出了警告，對這些僱員大加指責。對於那些掌握有重要資訊並想向我們通報的其他僱員來說，這一切無疑使他們深感灰心和失望。

水門事件（7）

當我們試圖以水門竊賊隨身攜帶的現金為線索開始追查時，我第一次明確地察覺到了格雷對調查所發揮的阻撓作用。探員發現伯納德·巴克曾經在他邁阿密的銀行賬戶上透過四張支票共存入了八萬九千美元。這些支票是由一位名叫曼紐爾·奧格里爾的人簽發的，他在位於墨西哥城的一家名叫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