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員遵循一般的調查程式，那麼行政部門儘管實施了大量的違法行為，也將逃脫法律的制裁。而我們則將因此備受責難，也將因未能恪盡維護憲法的職責而遭到譴責。公眾將會質疑我們的誠信，徹底損害聯邦調查局作為一個公正的執法部門的聲譽。要對這些犯罪行為開展調查，唯一的辦法就是打破聯邦調查局一直以來小心翼翼加以遵守的行為準則——那些我在監察科所堅決執行的準則。但是如果這樣做，我們也將遭到批評，同時也會損害聯邦調查局的聲譽。簡而言之，沒有什麼理想的辦法可以打破這一兩難困境。

水門事件（5）

兩種觀點在我內心深處進行了一番激烈的交鋒：對於我來說，遵循常規程式來履行我作為一名聯邦調查局官員的職責，是否應該超越我作為一名美國公民所負有的揭露真相的責任呢？在過去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但是這一次答案卻是否定的。在此後的幾個月裡，我又與伍德沃德多次會面，依然是為了證實或者否認他透過其他渠道所獲得的資訊。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誠實的記者，也感謝他為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向公眾傳達資訊的渠道。

在我看來，報界獲取內部資訊的渠道似乎不止一個。但是，儘管媒體記者做了最大的努力，籠罩在水門事件之上的偽裝依然無法被揭開。對於壓制資訊的傳播，以及準確出手防止訊息洩漏，白宮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白宮的壓力下，司法部的調查也遭到了削弱和損害。

霍華德·亨特的被捕已經表明白宮與水門事件有染。他也因此成了調查的焦點，最後他終於承認正是他給道格拉斯·卡迪——那個突然出現在警局要求保釋幾名盜竊犯的律師——打的電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卡迪會知道他們被捕的訊息的。我們還發現白宮的記錄顯示，從1971年6月開始直至1972年3月，亨特一直歸總統顧問科爾森領導——在他開始招募後來捲入水門竊案的秘密特工之後至少四個月。亨特的工資單則由科爾森的私人秘書負責簽發，而他與白宮聯絡的私人電話的付款單，則被直接寄往凱瑟琳·切諾的住址，而切諾正是白宮“水管工處”——一個專門負責防止洩密和堵漏的單位——的秘書。在一份日期為1972年3月30日的白宮內部備忘錄上寫著，亨特“辦事十分得力”，並要求將他調到尼克松的競選連任委員會去。

當我們發現供職於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委員會的戈登·利迪曾經多次陪亨特出行，去招募為共和黨從事“安全工作”的人員時，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環節便逐漸接上了榫頭。被捕的幾個竊賊隨身攜帶的通訊簿裡，有的就記有利迪的電話號碼。一張含有多筆競選捐獻資金的現金支票被交給了利迪，並被存進了伯納德·巴克在邁阿密的利寶銀行開設的戶頭裡。

前聯邦調查局探員阿爾弗雷德·鮑德溫供認他曾為詹姆斯·麥科德工作，負責在與水門大廈僅一街之隔的“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的419房間裡，操縱安裝在民主黨總部裡的麥克風。鮑德溫告訴我們，在他租住這間房間的時候，利迪曾經當著亨特的面，付給他嶄新的總額為一萬八千美金的百元美鈔，而利迪也曾經付給麥科德同樣的百元美鈔。我們也得知利迪曾經在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委員會他的辦公室裡撕毀了大量的檔案。（7月28日，該委員會解僱了利迪，表面上是因為利迪拒絕與聯邦調查局合作。）鮑德溫也證實，他們已經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進行了長時間的竊聽。鮑德溫也抄錄了他從民主黨總部所竊聽到的談話，並交給了可能是負責此事的麥科德。

在與邁阿密的一個攝影師邁克爾·理查森會面之後，聯邦調查局找到了調查的突破口。理查森告訴探員，他從照片上認出了伯納德·巴克，儘管仍不敢十分確認。他記得在水門竊案發生之前一個星期，巴克曾經來過他的照相館。當時巴克帶來了兩卷三十五毫米膠捲讓他立刻沖洗，並按照八乘十英寸的比例加以放大並沖印出來。一共有三十八張負片。理查森說這些照片所拍的都是檔案，絕大部分檔案上面印有“主席，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字樣。這些檔案的拍攝背景都是一種粗毛地毯，同時可以看到，在檔案的每個角上都有一隻帶著透明手套的手在捏著檔案。

在每個緊要關頭，聯邦調查局都遭到了來自白宮和尼克松競選委員會的阻撓和羈絆。例如，每次聯邦調查局與白宮幕僚會談時，迪安都會坐在一邊旁聽，令人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而每當探員試圖獲得科爾森的長途電話記錄時，迪安都會加以反對。探員們對凱瑟琳·切諾進行的調查也得不到迪安絲毫的配合。孔克爾不相信迪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