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擢升為其上級的兩個月之後，沙利文給胡佛寫了一封信來發洩自己的不滿與失望。他這樣做，無意之中向胡佛提供了讓其退休的充分理由。胡佛叫我進去讀沙利文的信，我被那刻毒的語氣和凌亂的內容驚呆了。沙利文自己動手打字，然後將這封滿紙荒唐語和汙跡的信提交上去。胡佛那天又把我叫去：“我把信交給司法部長。他告訴我，除了將沙利文免職外，我別無選擇，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971年9月3日，胡佛給沙利文寫了一封正式函件：“休完法定年假後遞交你的退休申請。”他隨後任命主管綜合調查處的助理局長阿歷克斯·羅森接替沙利文的職務，任最高情報主管。沙利文沒有做出回應但休了年假，我們對事情的進一步發展都拭目以待。

隨著戲劇的鳴鑼開場，我提出了一個取代其盟友布倫南的辦法，布倫南當時任助理局長負責國內情報工作。白宮想讓布倫南負責調查埃爾斯伯格案，我於是向胡佛建議，何不再安排他一直負責那個案子呢？胡佛仔細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贊同我用愛德華·米勒來接替布倫南的建議，米勒因而成為監察處的一號人物。米勒曾在我手下工作，有著與我相同的任職經歷，我能擔保他的工作能力。

沙利文走得並不平靜。在他休年假的數天之前，我獲悉他個人持有一些與聯邦調查局替白宮安裝竊聽器有關的檔案。這些秘密檔案從未編入索引存檔，只有沙利文和他的幾名親信知道其所有詳細情況。

這些竊聽器後來就成為人所共知的“基辛格竊聽案”，但在百般抵賴和相互指責的大氣候裡，不可能在白宮裡確定其責任人。亨利·基辛格當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那些竊聽器被用在他那涉嫌洩露秘密的工作人員和涉嫌接收秘密的新聞記者身上。

知道了這些敏感檔案後，我就向胡佛徵求意見，他告訴我要將檔案從沙利文那裡取來儲存在我的辦公室。但這些檔案卻不知去向。我要求米勒與一名值得信賴的助手托馬斯·J．史密斯一道搜尋所有檔案，除了沙利文的辦公室，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其他可疑之處都不要放過。但他們一無所獲。作為一項安全防範措施，我命令給這些檔案室更換密碼鎖，這導致新聞報道稱，沙利文休完年假回來時發現自己被鎖在了辦公室外邊。

米勒和史密斯搜查了整個國內情報處，最後發現六個塞滿聯邦調查局機密調查材料的檔案櫃。這些檔案櫃放在布倫南的辦公室裡，全部標上了“沙利文——私人物品”的字樣。但檔案櫃當中都沒有竊聽檔案，櫃內材料隨後按常規檔案被歸檔。

清除聯邦調查局的背叛者（3）

9月的最後一週，當沙利文休完年假回來時，他發現羅森佔據著他的辦公室。然而，他並沒有打算要退休，胡佛於是在9月30日又給他寫了一封信，告訴沙利文他已被解除一切職務，在其申請退休之前將處於休年假狀態。沙利文這次屈服了，於10月6日遞交了退休申請。

當我就失蹤檔案當面質詢沙利文時，他說已將它們交給了布倫南，因為按照指示，這些檔案應轉交給司法部副部長羅伯特·馬迪安。布倫南證實了這種說法，但否認知道檔案內容。然而我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他所說的話。

與此同時，沙利文也在清理個人物品。他刻意留下一件物品：他那約翰·埃德加·胡佛親筆簽名的照片。我們不讓他進到那些鎖著的檔案室裡去，他顯得焦躁而不安。我們現在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間裡有寫給馬丁·路德·金的所謂自殺恐嚇信的惟一副本。

沙利文的最後時光是令人難忘的。聯邦調查局官員很高興能見到他的離去，卻又擔心他會如何攻擊聯邦調查局。我斥責他是一名“猶大”，他就向我挑起了一場拳架。他像一個蓄勢進攻的小公雞，我想他是真的想與我打一架，我於是接受了他的挑戰，儘管我的塊頭要大他一半。

那天晚些的時候，我向胡佛彙報了這些新情況，他靜默了半天，最後緩緩地搖搖頭，若有所思地說：“我做的最大錯事就是提拔了沙利文。”他隨後轉過身，透過窗戶看著外面的賓夕法尼亞大道。我離開了，讓他單獨想想事情。

我繼續追查竊聽檔案失蹤案。我的調查小組獲悉那些竊聽器是應基辛格的要求安裝的。他矢口否認那是他的主意，但檔案表明他曾於1969年5月9日三次從佛羅里達的基·比斯坎灣給胡佛打電話，而第一個竊聽器就用在莫頓·霍爾珀林身上，他是基辛格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助手，涉嫌向《紐約時報》洩露秘密。

隨後受到竊聽的有赫爾姆特·索南費爾德、丹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