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現行教育體制的弊端，如孫元明研究員所言，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李堅的這種極端做法，也無法改變現狀，故筆者也不擬多言。就李堅同學的“零分秀”本身來說，那不過是一種另類卻對他人無害的意見表達方式，也無可厚非。據該新聞報道，他“在全國各類刊物上發表過百餘篇作品”，甚至還能用文言文作賦，老師評價他“寫作方面有特長”，　一些網友也稱他為“天才”，認為他“文筆還不錯”。出於好奇，筆者特意找到了他的“成名作”——《作文與嫖妓》，讀完後卻對他的無知與自負深感震驚。

就《作文與嫖妓》來看，李堅完全並非傳說中的“天才”，也根本談不什麼上“寫作方面有特長”——該文很多句子沒有寫通，連“文從字順”　的文章最低要求都沒有達到，而且邏輯混亂，觀點幼稚，思想淺薄卻油滑有餘，讓人不知所云卻又覺得他似乎說了什麼——這只不過是一篇拙劣的把肉麻當有趣的“無厘頭”式的文章罷了，充其量折射了一位處於青春期的自負而無知的中學生對社會的反叛情緒，此外毫無可取之處。然而，我們的社會——老師、媒體與網友等群體——卻不辨黃鐘與瓦缶，竟然將魚目當成了珍珠，對於他的文章給予了不恰當的過高評價。因此，除了對李堅的無知與自負感到震驚外，更令筆者感到震驚的卻是我們社會的無知與墮落——這不能不說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悲哀。

對於李堅同學建立在無知基礎上的盲目自負，在給予其當頭棒喝的同時，筆者覺得他的無知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何況，他也是當前這個惡俗而無知的社會環境的受害者與犧牲品。但是，一個有著五千年光輝燦爛文明史的國度，其國人對文字的鑑賞水平竟如此低劣與下作，卻是不可原諒的。試問，李堅的無知與自負是怎麼產生的？如果不是他的同齡人、他的老師、媒體等他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環境的合力製造了他的無知，同時又對他的無知以各種形式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獎勵——從另一角度而言，對“無知”的獎勵也是對“真知”的懲罰和社會排斥——他的自負又從何而來呢？他以自己的“才能”與“個性”對抗“應試教育”的勇氣又從何而來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應試教育”的受害者卻操起在“應試教育”下修煉成的“文字法寶”與幼稚可笑的思想武器揭竿而起，造起“應試教育”的反來了。然而，造反者自身思想的貧血與他手中武器的脆弱註定了這一反抗必將失敗，而且將不會產生任何於人於已有意義的社會影響。　。。

《高考0分聲》第65章：狂評2

或許，有人會說，“零分狀元”李堅只是個案，並不具有社會普遍性。但是，所謂“時勢造英雄”，李堅這一個案背後的社會支援系統，即我們當代的社會、文化、教育等的現狀，卻具有無可質疑的社會普遍性——如果沒有“*”當時　“時勢”的支撐，張鐵生這種“白卷英雄”會出現麼？

因此，“零分狀元”的出現也不能不引起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警醒和深思。

3。“零分狀元”秀，有幾人秀得起？

貴州印江高三學生李堅在今年的高考中，做了件出格的事——絞盡腦汁爭取門門考零分。按照他的說法，是想以此方式反對現行教育制度。最終，他僅語文得了12分，加上20分的民族分（他是苗族），總分32分。之後，李堅一直處於輿論漩渦。而今，他卻改變了不繼續上學的打算，昨日致電本報，希望能來重慶念一所正規大學。（8月26日，《重慶晚報》）

正如重慶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元明所說，“考零分對抗應試教育，就變成一場作秀。”，不過，這樣的“零分狀元”秀，有幾人秀得起？

對當前的教育制度“反對”之聲，歷來就不少。今年的高考中，石家莊就有一考生拿紅色筆隨性參加高考，發洩其對教育制度的不滿。當然，與這位想當“零分狀元”的考生一樣，大學之門不可能向他們敞開。

在看到那些極端對抗高考的考生故事時，筆者覺得有話可話。第一，教育制度有可能“十全十美”嗎？我看，從科舉取士以來，考試取才這一形式就一直存在著“利弊”關係，人都無完人，何況是教育制度？既然沒有“十全十美”的教育制度，我們要做的就是儘可能的適應這些制度。不適應這些“制度遊戲”的，自然就會被淘汰。第二，如果認為高考無用，何不另闢蹊徑？“名落孫山，腳下有路”，歷來是有志之士的自勉。認為高考無用，何不自己闖出一條路？不過，筆者認為，缺少了大學培養這一路，要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