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之後，立憲簡直變成了公認的治百病的良藥。在北京，進行了憲政編查，答應開國會，答應立憲；在各省，成立了諮議局。（三）在經濟方面，《下關條約》規定通商各國能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興辦實業。中國本國的紳商也享有民辦實業的權利。於是張元濟、王雲五等紳士在上海辦了商務印書館；袁樹勳、楊度等地方紳士在湖南興辦礦業公司；張謇在南通辦紗廠，開墾鹽鹼地。當然許多沒有功名的商人、實業家甚至幫會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參加興辦實業。張謇在他的《張季子九錄？實業錄》裡說他是“通官商之郵”。他從士紳（狀元）到商人的轉變過程，是他認為從“皭然”到“穢濁”的過程。乾淨也罷，穢濁也罷，他走的不是一個傳統的狀元所走的途徑。

這樣，中國的新式企業從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傳統，走向了民辦的局面。從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業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資從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萬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億兩千多萬元。在金融事業方面，舊式的山西票號漸漸衰頹，新式的官辦、官商合辦以及商辦的銀行逐漸興起。各地的紳士也發動了收回礦權、路權的鬥爭。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廣東三省的鬥爭最為劇烈，以至於跟革命合流，TF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級的改革由上層紳士負責，他們可以說是頭腦比較新穎、比較開明的人。他們在1900年代主張立憲，主張興辦實業。這些主張得有宣傳機構，於是他們辦報紙、雜誌。新的建設為他們拓展了新的就業機會、取得權力和影響的機會。紳士們從“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的上進階梯，發展到進學校，到外國尤其是去日本留學。回國之後，做官、經商、教書、辦實業、辦報紙雜誌，甚至寫小說、演戲等等。

所謂“上層紳士”也許可以用省諮議局選舉資格來劃分。那些人必須具有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有功名，五品以上的軍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動產或資本五千元以上，這種人不到全國人口的萬之四十二。在他們之下有中下層計程車紳住在縣城或鄉下，也在辦新政。傳統的縣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樣有六個部門——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此外設有鹽房、倉房、承發房。1900年代新機關設立了，都由鄉紳領導。新機關有實業、教育、警察、團練、市政，此外有些地方還成立了商會和農會。

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麼成績，那不是我們的課題。但是在變革的過程中，紳士階級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是“責無旁貸”的。這些當然的領袖約有七百萬人，佔全國人口約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們進行改革，那是他們的事，無知無識的民眾沒有份。民眾由他們領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眾參加，他們的地位會受到威脅。

據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這些中下級紳士，比上層紳士保守。在辦新政時期，他們增強了在地方的領導力量，也取得稅收和支配稅收的權力。省一級的地方紳士也因為辦新政而增強了他們的地位和權力。諮議局變成了擴大他們權力和影響的機關，報紙雜誌變成了擴大他們影響的工具。

從政策的觀點來看，在朝紳士、在野的上層紳士、在野的鄉紳，代表著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間有矛盾，而且矛盾在發展。在朝紳士一致反對革命，要保中國，同時要保大清。他們不相信缺乏行政經驗的地方紳士，怕新政搞得太過火，怕收回路權礦權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層紳士希望在朝紳士讓出更大的權力，他們不相信官吏能實現新政的目的。中下級紳士受的還是傳統教育，沒有進過學校，更沒有留過學，甚至他們的兒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機會。可是他們站在紳士的最下層，一面跟地方政府爭權，一面抵抗當地的民眾。紳士集團於是分成這三個部分，每個部分之中意見不一致，又因為親戚、朋友、師生等關係而分成許多派系。

從職業的觀點來看，紳士們、士大夫們，有了各種新的就業途徑。他們一些人參加了工商業者的陣營，一些人變成了新的自由職業者（從事教育、新聞事業、職業寫作、律師、會計師、西醫等等）。他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頗為相似。他們多半來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經不是傳統計程車大夫了。

這就是說，中國的統治階級分成了許多集團和派系。辦新政，一面增強了紳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們的團結。新政是他們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權力和影響的根據。如果新政辦不好——事實上辦得很不好——對他們的權力和影響會有很不利的結果。

在野紳士之中還有一派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