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都是看法基本一致，態度雷同。

張奚若是追隨孫中山幹革命的老同盟會員，為人正直，敢說，敢批評，甚至公然敢在大型*上點名批評蔣介石；但個性特強，喜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一般情況下不願和他人同謀合作。吳晗和聞一多為此多次雙雙登門拜訪，商討國是，拉他簽名，爭取他的合作，甚至暗中為他代訂《新華日報》。

1946年春，美國加州大學來函，邀請聞一多去該校講學，聞一多除在家裡同夫人、孩子商量去不去之外，還向朋友們徵求意見。其中，吳晗同他的想法最接近：和平正處在千鈞一髮的極端危急時期，此時此刻不能遠離祖國，跨海越洋跑到美國去，要留在國內，為和平進行最後的鬥爭。

1946年6月，郭沫若應邀去蘇聯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220週年紀念會，途經昆明，聞一多與吳晗、光未然聯袂在冠生園與郭沫若會見並設宴宴請。

他們兩人甚至連上當、中計都一起上鉤，幹出傻事來。1945年初春，特務劉健群奉蔣介石之命到昆明對李公樸勸降失敗後，故意讓三青團在大字壁報和標語上散佈謠言說“李公樸已被收買，即將赴渝出任要職”。聞一多、吳晗，還有楚圖南信以為真，怒氣衝衝跑到李公樸家，拍著桌子質問李“為什麼出賣民盟”，不容分辯地把李痛斥了一通。事後經光未然解釋，才知道原來中了敵人的挑撥離間計，李先生根本沒有答應去重慶任要職，“*者”又連忙去向李先生道歉，一場錯誤的“*”才告終結。

吳晗、聞一多在政治上思想上情感上須臾不能分離，而敵人也總不忘把他們倆連在一起。1946年5月，敵人以“中國*自由大同盟”的名義接連貼出大字牆報，在捏造李公樸“攜鉅款來昆，密謀暴動”、聞一多“組暗殺公司”等謠言的同時，還把羅隆基、吳晗、聞一多的名字俄國化為羅隆斯基、吳晗諾夫、聞一多夫，誣衊他們是拿盧布的“俄國走卒”。

聞、吳二位同樣經常受到反動派的“關懷照顧”，敵人的情報組織經常秘密監視進步人士，並將有關情況密報他們的上級。其中往往有聞一多也必有吳晗。

1944年8月，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召開了一次教授座談會，聞一多、吳晗均被邀出席。聞一多在會上公然講：“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吳晗舉例批評了許多黑暗現象，並且說：“一切重要的焦點在政治，不在軍事。”會後不久，社會上盛傳聞一多、吳晗被解聘了。聯大地下黨派許師謙（筆名王一）前往兩位先生家去慰問、關照。聞一多感動得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吳晗瞪大了眼，像連珠炮似地回答：“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學歷史的，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亡國時總有些殉國的志士，今天中國到這種局面，也該有殉難的人了，我早就準備好了……”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昆明的*運動中，隨著活動性質的不同，與聞一多一起活動的人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還有誰，其中大多都必有吳晗。可見，吳晗、聞一多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聞一多一生結識了許多朋友，其中有些人是朋友，但不是同志；有些人是同志，但沒有特別的深交。有些人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吳晗與聞一多的關係就是第三種，而且是在所有第三種人中，關係最好、最密、最深的，並肩戰鬥的戰友、同志。

聞立雕　從“鳥獸”橫幅淺析吳晗、聞一多的友誼（9）

人們提到聞一多，往往會想到李公樸，因為當年公樸先生是與聞一多同一時期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史稱“李聞慘案”。凡是多少有點文化的人，關心時局的人，提起李公樸、聞一多大概可以說人人皆知；但聞一多是聯大教授，公樸先生是社會活動家，兩人直接相識較晚，且抗戰勝利後李先生主要在重慶活動，所以私交併不很深。

人們提起聞一多也常常自然而然地想起朱自清。朱先生與聞先生都是當代著名的文人、學者，同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毛澤東主席曾經高度讚揚他們兩人。因此，人們往往是一提起聞一多，就想起朱自清；或者一提起朱自清，就想起聞一多。但聞一多在世時，朱自清還沒有投入*運動，那時，他同聞一多的關係是朋友，尚不是同志和戰友。

聞一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之後，他的擇友觀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一次他對自己的學生康俔說，當我年輕的時候，整日在苦悶彷徨中，找不到適當的出路。今天有了共產黨，你們的青年時代真太幸福了，我羨慕你們。“你看到我這兩年變化很大嗎？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組織的力量支援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