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我們被突然告知要轉往上海，並馬上起程，於是已成為戰俘的陸戰隊員趕緊收拾行裝，被日本人用卡車送到天津西火車站在那裡候車。記得那天一場罕見的大雪剛過，天時陰時晴，並不斷地飄落著點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風，刀子一樣在臉上劃過。我們在寒風中堆擠在一起，手和腳很快就凍僵了，整個身心都在顫慄。想起以後不知要在殘暴的日本人手裡度過多長時間的戰俘生活，或許這一輩子永遠也回不到家鄉了，甚至連屍骨也運不回美國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發地感到悲哀和絕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淒冷的寒風中竟低聲抽泣起來。正在這時，從北平駛來的火車鳴著長笛呼呼隆隆地進站了。

我們和從北平來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同車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個俘虜營。在那裡我向一同被關押的哈斯特上校報告了寫有我的名字的裝有化石軍用提箱的情況，他聽後沒有說什麼，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喪。一天，我又見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訴我，那寫有他的名字的軍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虜營，這隻箱子裡裝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沒有見到這隻箱子裡到底裝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對這個箱子格外關心。也許是因為受我們的公使館或協和醫學院院長鬍頓先生委託的緣故，每當日軍檢查我們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時，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設法把那隻裝有化石的箱子矇混過去。

後來，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灣另一個戰俘營。在轉移時，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開了所必須經過的例行檢查。至於採取的什麼奇特方法，上校沒有告訴我，當然那時也沒有心思問得太具體。後來，我們以及我們的行李又被轉移到北平附近的豐臺。在那次轉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隻裝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來，這隻軍用提箱三度避開了日軍的檢查好像是一種奇蹟，但我認為這並不奇怪，因為上校採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這隻歷經風險而保全下來的箱子，最後還是失蹤了。我最後一次見到那隻裝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時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處舊鐵礦，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乳酪馳名於世，可那裡的惡劣氣候也同樣舉世聞名，我們在那裡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國為止。

……

夏皮羅後來撰文說，弗利的這次談話，對他是一次很大的觸動，但有的問題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還是向弗利提出了一個疑問：“弗利先生，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於你。”

“什麼問題？講吧，不用客氣。”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幾只箱子裝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為什麼你從日本遣返回美國後，沒向美國當局報告這隻箱子的前後情況？”

弗利對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樣，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級，越級報告是不符合軍隊規定的。夏皮羅先生，這您應該知道。”

夏皮羅一時無話可說。

從弗利博士的辦公室出來後，夏皮羅快速返回了自然歷史博物館。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與疑團，立即打電話將費爾塞維斯找來，然後關上門窗，開啟錄音機，請費爾塞維斯和他一起認真聽聽戴維斯和弗利的談話。

隨著錄音帶沙沙地轉動，戴維斯和弗利那從容鎮靜的談話聲便在夏皮羅的辦公室裡順著歲月之河清晰地流動起來。辦公室很靜，四周也很靜，屋裡除了錄音機裡的談話聲，便是兩人的呼吸聲，此外幾乎聽不到任何一點細微的音響。

整整一個小時過去後，費爾塞維斯和夏皮羅才將錄音全部聽完。也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緣故，費爾塞維斯剛剛聽完錄音便對弗利的證詞首先提出了疑問。夏皮羅認為費爾塞維斯所提出的疑問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贊同。兩人又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認為有關“北京人”的問題確實存在不少，但一時又深感迷惑不解。

是的，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有關“北京人”的調查線索到這裡已經出現了迷茫和紊亂。如果我們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至少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商榷與質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說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裡，然後再裝在軍用提箱裡的。這一方面與夏皮羅之前所瞭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細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圍填上棉花，然後再放入軍用箱內”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與親自裝箱的胡承志所講“北京人”先是裝在小箱子裡，然後再裝在兩個大木箱裡的說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樣包裝的，看起來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這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