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先生。您提供的情況很有價值，也是我首次聽到。如果您提供的情況在記憶上沒有問題的話，這將意味著‘北京人’化石並沒有送到秦皇島港的瑞士倉庫。”

“化石從來就沒有在瑞士倉庫存放過，我敢保證。”戴維斯堅定地說，“至少在日軍佔領美海軍陸戰隊兵營前是這樣。”

“我很想聽聽弗利醫師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況，也許他掌握的情況更多，更細，更令人感興趣。”夏皮羅有些歉意地說。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況要多得多。我現在就去叫他。”戴維斯說著走出了小屋。

大約兩分鐘後，弗利博士出現了。他一走進小屋，便連連道歉說，“很抱歉，夏皮羅博士，讓您久等了。”

弗利順手拉過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羅的對面，以徵詢的眼光望著夏皮羅說：“夏皮羅先生，您想讓我談哪一段情況？”

“就從你參與轉運‘北京人’化石開始講起吧。”夏皮羅重新開啟了錄音機。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卻是一副沉思狀。他停了片刻，便開始說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負責這幾隻箱子的。１９４１年深秋，美國駐中國公使館和協和醫學院的官員經過與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國同事反覆商量，決定先把“北京人”化石運到美國保護起來，不知為什麼他們選中了我承擔運送任務。後來我考慮可能因為我曾經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研究員的關係。我那時在中國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務，決定準備隨同美國海軍陸戰隊一起到馬尼拉，然後再從那兒轉道回美國紐約，這可能便成為讓我護送珍貴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適的理由。

記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電話，從天津趕到了他的辦公室。上校告訴我說，北平協和醫學院有一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要運往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護送任務由你承擔，為避免路上產生麻煩，我已告知他們在那批化石運往秦皇島裝船之前，將裝有化石的木箱寫上你的名字。這樣可名正言順地透過海關等關口的檢查。

我問上校，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他點了點頭，說是的，就是那批化石，並一再叮囑我要用心護送，不要出現任何差錯。

從北平回到天津後，我就給秦皇島霍爾庫姆兵營的戴維斯打了電話，告訴他要小心保管。

１２月４日，協和醫學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我於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從天津趕到北平的陸戰隊司令部，目的是讓我看一看裝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狀，以做到心中有數，免得出現差錯。化石停放在兵營後，我看到箱子大約長度為５０英寸、寬２０英寸、高１０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內，然後裝在軍用提箱裡，四周塞滿了棉花、木屑之類的雜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後來這些箱子寫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寫著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寫有上校名字的那個軍用提箱也裝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陸戰隊員的護送下運往秦皇島，我也隨之回到天津家中準備撤離。

後來，戰爭爆發了。就在１２月８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陸戰隊員一樣，被駐天津的日軍松井部隊逮捕，並送進了海軍陸戰隊兵營關押起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左右，日軍知道我是一名軍醫並具有外交人員的性質，就准許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還可以在城內走動走動，但不許出城。這種情形維持了約一個星期左右。在這段時間裡，我收到了從秦皇島霍爾庫姆營地運來的私人衣箱和裝有化石的軍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來這些箱子沒有被開啟過，但當我開啟屬於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時，驚異地發現原裝在箱子中的幾個解剖用的頭骨和一尊佛像已經不翼而飛。這時我又想開啟那幾只裝有“北京人”化石的軍用提箱，可又考慮到這不屬於我檢查的範圍，就取消了這個念頭。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給我而不送給那些在營地的陸戰隊隊員。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軍界的習慣吧。到底日本人打沒開啟過這幾隻箱子？假如開啟了他們又做了些什麼，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勢越來越朝著不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我預感到自己將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別想在短時間內出來。於是，我決定把北平運來的幾隻軍用提箱交給幾個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兩隻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兩隻箱子則交給了我平時最信賴的兩個中國人。

事實不出我的預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並重新送到陸戰隊俘虜營關押起來。大約過了半個月，一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