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中央所屬部委一般不經管錢物，號稱“清水衙門”，沒有多大“油水”。但人民日報社不同，購買印刷器材，收入報費廣告費，進出數額不小。不知從哪裡來了一股空氣，說是“深山密林，必有大虎”。有人還算了賬：每年出入的款項，如果被貪汙1％，就得出幾個“大老虎”和多少“小老虎”。實際上，報社往來的錢款，大部分是經銀行轉賬的，報社的同志根本看不到錢。

按照中央的規定，“三反”運動開始後，人民日報社也成立了節約檢查委員會，領導“三反”運動，由副社長兼總編輯鄧拓任主任。“三反”開始時，人民日報社有工作人員710多人，不少同志是初次參加政治運動，所以全社氣氛相當緊張。開始各部門都以反貪汙為重點，編輯部人員不接觸錢物，當時又沒有“以稿謀私”一類的事情，只能勉強檢查，不外乎是張三用公家信封寫了家信，李四用公家稿紙寫了外稿一類不僅不算貪汙甚至難說是浪費的蠅頭小事。但是經理部門的反貪汙搞得比較熱鬧，印刷廠第二廠長蔡善卿勾結私商，受賄4000多萬元，很快就查實了，按照當時的標準，屬於“中老虎”。另有幾十人交代了貪汙行為。

由於一直沒有發現“大老虎”，難以向上交帳，報社就反覆動員，尋找線索，很快就發現了“大老虎”的線索。被懷疑為“大老虎”的是報社分管行政、經理工作的副秘書長王友唐。揭發王友唐的是他手下的一個科長，他先是承認自己貪汙了幾億元，還說有一部分贓款送給了王友唐。於是，王友唐就被當成了“大老虎”。王友唐對此十分坦然，始終態度明朗：歡迎組織審查，並向組織保證，“貪汙，說一個也沒有，說一千也沒有，說一萬也沒有。”王友唐被指責為態度惡劣，報社宣佈對他進行隔離審查。

王友唐被隔離審查，令全社人員都感到震驚。王友唐抗日戰爭開始參加革命，長期擔任行政、經理負責工作，耿直公正，廉潔奉公。報社編委會成員李莊與王友唐交誼多年，相知甚深，根本就不相信王友唐會是大貪汙犯，他以黨籍作擔保，多次向鄧拓進言：群眾有懷疑，可以審查，但是隔離太傷感情。鄧拓有些為難地說，這只是群眾性的防範措施，沒有接受李莊的意見。

2月1日，北京舉行公審大貪汙犯大會，王友唐作為“大老虎”嫌疑被“伴同”去參加了這個大會。會場內外，王友唐安詳從容，談笑自若，引起“伴同”同志的注意。有的認為此人大概沒有什麼大事，因為這個樣子是不容易裝出來的；有的說不一定，可能真沒有事，也可能有嚇人的大事，看看再說。

經過幾十個人幾個月的內查外調，王友唐的宿舍，他在河南的老家，他的妻子在河北的老家都查過了，證明王友唐確實耿介清白，一塵不染。報社那位承認貪汙幾億元、把一部分錢送給王友唐的科長，最後也被證明毫無貪汙行為，他本人只是迫於壓力，隨口搪塞，犯了經不起考驗、違心假坦白的錯誤。真相大白，王友唐的懷疑被解除，鄧拓在報社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當場向王友唐賠禮道歉。。　最好的txt下載網

“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4）

客觀地說，人民日報社的“三反”運動進行得比較謹慎，最終查出大中小貪汙分子和有貪汙行為的共93人，佔全社工作人員的13％；其中貪汙4千萬元以上的二人，1千萬元以上的11人，沒有發現一隻“大老虎”。

胡蘭畦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參加過北伐戰爭，後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胡蘭畦在德國國立政治大學留學期間，因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法西斯鬥爭被捕入獄，後經魯迅、宋慶齡等人在上海向德國領事館抗議方才獲釋。全面抗戰爆發後，胡蘭畦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少將指導員，成為國民黨軍中第一位女將軍。她組織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上前線慰問，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建國後，胡蘭畦調到北京工學院，任圖書館副館長、總務處處長。由於胡蘭畦主要辦理學生伙食，“三反”運動一開始，她便成為主要懷疑物件。胡蘭畦在*中曾談到自己在“三反”運動中被冤屈的經歷——

一九五一年底，全國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一天，學校通知處以上的幹部到懷仁堂去聽周總理的報告。中途休息時，我趁機到主席臺上去見了周總理。他很高興，問我在學院工作得怎樣？我說很好，我很想見鄧大姐，他說要我打電話與鄧大姐約定。本想多談談，但因馬上要繼續作報告，他說：另約時間再談。

回校後，學校又進行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