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之前，我已帶好檔案、機票、準備前往倫敦去同我招募的兩個人取得聯絡，把他們帶到赫爾辛基然後安全轉送莫斯科。他們給我的訊號是‘極限’。我收到這個訊號之後必須照嚴格的程式辦事。”他仔細地看著邦德，接著又把目光轉向納特科維茨。“我收到‘極限’這個訊號，是在向克里姆林宮提出最後期限的第二天。我腦子裡留下了兩點鮮明的印象。我要強調它們只不過是印象，我提不出可靠的事實作證據。第一，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正義天平’在執行這一‘丹尼爾行動’中沒有什麼人給它付錢，換句說話，這不再是一次它承包的恐怖活動，而是一次完全由這個組織自己提出的行動。似乎正在把過去用恐怖活動掙下的錢用於一項長遠的計劃。第二，我認為領導核心完全知道他們的要求肯定會被克里姆林宮拒絕。

你們都知道這一拒絕是昨天發出的。緊接著就是一場政治暗殺。斯捷帕科夫將軍在這些方面和我的看法一致，我們都在等‘正義天平’的下一次恐怖活動——很可能就在24 小時之內。

“現在，你們必須明白，對我在‘正義天平”裡的上級來說，我眼下不在俄國，而是坐在赫爾辛基赫斯帕里亞飯店的安樂椅中，等著我聯絡的英國人來。”他頭一次以一種新的方式微笑，說明在這個人矜持的、嚴肅的，有點自以為了不起的外表下也有幽默。

“這些英國人實際上被藏在這裡不遠處，不過每當‘正義天平’同我聯絡——他們幾乎每天要同我聯絡——的時候，他們一直以為我還在芬蘭。”

他對他們眨一下眼睛，作出一副大膽而詭譎的神氣。“當然，我們要感謝斯捷帕科夫將軍安排得這麼巧妙。現在我要把發生的事詳細告訴你們，因為我們已經做的事和取得的經驗教訓很可能關係到你們的生死存亡。”他停了下來，喘不過氣來似的。

“我在去年12 月28 日星期五進入倫敦，那是喬爾·彭德雷克被人從新澤西州霍索恩鎮抓走之後兩天……”

詹姆斯·邦德一直聚精會神地聽著。他的大腦已經訓練有素，善於抓住情況介紹中的要點，自動挑出並記下重要的事實。而且他還已經以某種方式超前想象出一些已經發生的事。他現在全神貫注地聽弗拉基米爾·雷科說話，好像同這位矮小的教授一起經歷了這場小小的冒險。

弗拉基米爾收到了一個厚厚的信封，是有人在聖誕節後半夜送到他公寓住所信箱的。他並不想看見送信人，他也知道大概一直有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在監視這一街區，不過這沒有什麼用處。為“正義天平”送信的人通常是在街上或者酒吧間裡找的。他們是隨便找的，就像抽籤那樣，給他們幾個盧布，告訴他們絕不是違法行為。到現在為止，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還沒有機會弄清這一帶隨機性的通訊網。送信的人每次不同，如果是打電話，談話時間總是不到兩分鐘。以克格勃當時的竊聽裝置，加上莫斯科電話局的配合，至少也需要足足五分鐘才能追查出電話是從哪裡打來的。

送來的郵包裡有一厚疊旅行支票，一些英國和芬蘭的鈔票，一張“美國快遞”信用卡，加上一家德國大銀行簽發的“維薩”信用卡、機票、旅行證件和一張護照，護照說雷科是一名德國計算機程式設計員。其它還有一些檔案和裝在衣袋裡的零碎東西，表示他正在去倫敦參加一家跨國軟體公司駐英辦事處即將於1　月2　日開始的訓練班。雷科的新名字叫迪特爾·弗羅布。教授的夫人，一位不整潔的、沒精打采的酗酒者，像往常一樣不知道丈夫過著兩重生活。只要家裡酒的供應不斷，她是什麼也不問的。啟動的訊號“極限”在12 月28 日星期五凌晨兩點鐘透過電話發來。飛機起飛時間是早上8　點40 分。

弗羅布先生準時來到希思羅機場，一路平安地透過了移民局和海關的關卡，再乘計程車來到一家名字富麗堂皇而比較經濟實惠的旅館。在埃奇華路和牛津街相交的路口一帶密密麻麻的街道上，這種旅館是很多的。這一家他以前沒有住過，在塞爾弗裡奇大百貨公司背面。到中午時分，他已走在牛津街上，在大理石穹門附近的一家安格斯牛排店裡吃了一頓蝦、後臀大排等等。

下午三點他打了第一個電話，用的是果園街上一個公用電話亭。

接電話的是一位婦女，他馬上就聽出是誰，頓時預感到可能會有麻煩。

“我能同蓋伊說話嗎？”

“對不起，蓋伊不在家，我可以傳個話……嗨，是布賴恩嗎？”

“對，是布賴恩。他要很久才回家嗎？我是說蓋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