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的火併在騾子與小九之間展開。槍、刀等等武器都派上了用場。在激戰中，騾子用獵槍將吳兵的右腿踝部擊成粉碎性骨折，他又用刀片將小飛的左腳跟腱割斷。吳飛雙腳被廢掉，從此成了殘廢。

根據我們在九八年嚴打抓獲他們的審訊可以發現，在那時候他們都已經分工明確，交叉作案，幹完立刻就撤，具有很強的反偵察意識。

同很多這樣的地痞流氓一樣，騾子沒上幾年學就中途輟學，進入社會，由於其好勇鬥狠，屢屢被公安機關收容教養。但根據我們的瞭解騾子在十五六歲也就是小打小鬧。但過了二十歲左右他開始走上另一種生活道路，成了職業殺手，至於十六歲到二十歲這段時間，他是透過什麼方式突然變的那麼厲害，到死他也沒說，這種情況到九六年的時候是愈演愈烈，當時民間戲稱，政府有個地上市長，黑道就有一個“地下市長”，“地下市長”就是騾子。

當然，當時全國的治安形勢都不是很好，所以在那一年展開了嚴打。

陸政東點點頭，九六年的那次嚴打他有印象，當時京城連續發生惡性打劫銀行事件，引發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二波“嚴打”。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在這種颶風般的運動中表露無餘，在政令指示下充分動員起來的公安機關，挾雷霆之勢橫掃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其刀風所及，讓眾多作奸犯科者亦紛紛落網。

然而，在改革開放中，嚴打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而且對於九六年的嚴打，大多數老百姓印象並不深，最為深刻最為震撼的是改革開放不久的八三年的那次嚴打，其鋒銳所及遍佈這個國家幾乎每一個角落，其嚴厲程度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聞之變色；當然，還有嚴打之前那場堪稱傳奇的追捕二王。

如果說八三年嚴打源於大量青年閒散無事的社會性問題，帶來犯罪違法事件猖獗，以及舊規範已失新規範未立的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失範的產物，那麼九十年代的犯罪居高不下，同樣是社會轉型的痛苦衍生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急劇轉變過程中的失業、腐敗、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累積著社會怨恨情緒，並致使此新一輪犯罪性質呈更加險惡的趨勢，乃至有這樣的第二波嚴打。但這一次無論是持續的時間、動員的規模還是懲罰的嚴厲程度，都遠遜於第一次。

但這樣對社會犯罪保持運動式的高壓態勢，事實上這樣運動式的嚴刑峻法之後是短暫的安寧，社會犯罪依然會迅速的再次死灰復燃。

表明採納亂世用重典的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使用非常規的打擊，儘管有治標之效，但也給這個社會帶來其他我們意想不到的損失，偶爾還造成以刑廢法的思維誤區。

社會犯罪總是存在著複雜的社會根源，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有生活來源，抓住了根本，也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鑰匙，只有從源頭上逐步加以解決才是根本。才能真正讓治安狀況得到根本性的好轉。

陸政東已經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源頭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也到了要清除之前殘留下來的這些東西。

閆德思看著沉思的陸政東，等了一會才繼續說道：“但那一次也沒有能一網打盡那些大魚，除了瘋子、騾子等之外，因為種種原因，還有不少人漏網了。”

陸政東點點頭，這些人也明白，要想不出事只靠打打殺殺是不行的，必須要找到靠山。於是他們利用金錢和美女將幹部隊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拉下了水，其中包括個別公安司法機關。他們被拉下水後，置黨紀、政紀和法律於不顧，有的為其巧取豪奪大開綠燈，有的為其出謀劃策充當‘軍師’，更有甚者，在他們犯罪被抓獲後，竟利用職務之便為其開脫。這些人成了他們進行犯罪活動的保護傘。

剛剛在不久前開始進入審判程式的東南那件驚天的大案，同樣能說明問題。

“所以經過了這次嚴打之後，安新也就是平靜了沒多久，又死灰復燃，這些人依然還具有龐大的地下勢力，而且這些人知道我們隊拆遷這一塊盯得嚴，所以大多數都改行了，大多數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都經營著所謂的企業，主要有三股，瘋子一夥下來的明月刀，小九一夥下來的大炮，還有一個是這兩三年才竄出來的叫黑子的。”

陸政東點點頭，難怪衡大吉還要從外面找人進來幹這個活，想著不由端起茶杯，輕輕的抿了一口。

衡大吉做事求快求大，為了這一點常常喜歡劍走偏鋒，這應該算是其一個很大的弱點吧。

慢慢來，不著急，摸透了，找準了，再給他最致命的一擊，讓他沒有翻身的機會！

如果按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