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陸政東所講的:黨委政府的相關人員到底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發展很重要,這是基礎,但是讓民眾受益才是根本目的,不能借口我們還需要發展,就忽略了作為政府應盡的職責和義務。
而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忽視這個根本目的,在經濟職能上所耗費精力太多,介入太深,管得太寬,把本該是引導和指導的職能變成了主導職能,甚至恨不能親自赤膊上陣到廝殺一番,而這些人實際上對微觀的經濟執行卻是一知半解,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管得過寬過細,自身累得不行不說,到頭來只能適得其反。
政府的管理功能是什麼?
是宏觀。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服務和建立起能夠公平競爭的制度、法律法規和監督體系,也就是大社會,小政府。
通俗的來講,就是在社會活動中弱化政府的職能,政府由管的“寬”過渡到管的“窄”,充分的發揮出市場、社會組織的自我調節能力,政府權力小了,相對社會的權力就大了,政府不干涉的事統統由“大社會”來解決,發揮企業、市民與社會組織自我管理。
這是楊永清第一次聽到陸政東談及這個問題,之前不管是在公開場合,私下場合,從來也沒有涉及過。
楊永清也清楚陸政東為什麼如此。
“大政府,小社會”不管是權力作為資源分配的最高標準還是金錢作為分配的最高標準,其結果都是兩極分化和資源向少數人集中。
而作為金字塔根基的底層聲音無法產生影響,其結果就是這些人的利益很難得到保障,小政府,大社會,這是對政府與百姓二元對立的一個超越,其本質是民治,還主權給社會。
事實上一個無所不能的政府是低效的,是浪費的,而且是壓抑社會的。過去的計劃經濟,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國家分配的,然而計劃經濟作為資源分配方式失敗的必然是無法處理龐大的資訊。
市場是變化不拘的,需求是變化無常的,要敏銳的察覺市場的變化並作出反應,只有一個腦袋是不行的。只有把市場還給市場,把腦袋還給市場主體,市場才能正常執行。
接下來需要的就是把社會還給社會,特別是很多服務性的工作可以交給社會作,把市場還給在市場中拼搏的人,這些人才可能在市場中成熟起來,成為具有市場意識的有競爭力的人。
但是推行大社會小政府的阻力也顯而易見,很多東西都是根深蒂固的,對於脫胎於計劃經濟的政府部門而言,不管是幹部還是普通的公務員,都習慣了高高在上的管理,要他們轉而服務,這無疑是革自己的命,其阻力之大爺可以想見。
而且政府簡政放權,往往都是放給相關的行業協會之類的社會組織,而這類組織往往被冠以“二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與行政主管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借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的轎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
這樣權力只是在政府與類政府組織間轉移,權力的行政屬性和壟斷屬性沒有根本變化倘若讓“二政府”去承接政府的部分職能和權力,勢必與政府機關毫無二致,而這樣“放權”不僅違背公眾的期望,同時也偏離改革的方向。
也正因為如此,陸政東第一刀才會治理整頓亂收費,和清理收費的單位和部門,而之前有收費權的這些所謂行業協會,也幾乎全部砍掉。
從這些可以看出,是採取小步快跑的策略,清除外圍的東西,這樣一步步朝著核心邁進。
而陸政東之所以給他講這些,也是擔心他著急出成績,而過於激進
陸政東對於楊永清能夠很深入的體會到他的意圖很滿意,他是希望楊永清是能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這樣經濟方面又周若山協助,農村方面有楊永清分擔,他就能夠騰出時間和精力來思考和著手進行全省全域性的工作
※※※
楊永清的到來只是在貝湖這潭水中扔進了一個小小的石頭,微微釀起一點點波瀾,很快又歸於平靜,相較於省委常委的身份,楊永清的重要性明顯就低了很多。
貝湖省第九屆四次全會即將在不久之後召開,雖說全會的主要任務是審議省委一年來工作情況的報告和關於貫徹中央重要路線方針政策的意見,以及提出今後一年的工作目標。
但事實上,更多的人卻是關注新聞報道中沒有提及的一件事——全委會上的一項人事補選。
貝湖省政府這邊,陸政東正式就